我回到文献展最令我好奇的地方之一、“先锋的最后一季”。我又一次望向了搁着尚未完成的战争画、接着迷你打印机和刻有马蒂努斯·冯·比伯拉赫绝妙的墓志铭的木板的那个画架。我再度启动了施耐德在“快乐”一词下方的按钮上接驳的联动机制，打印机复又吐出了张纸条，可这回上面的内容却与前一天唾到地上的那张有所差别：它讲的是，到了晚上，四下无人，几个戴着波利尼西亚面具的生物便会将此地占据，唱起关于未来的歌谣，今后的六个世纪里，这些歌谣会在一个与现在差异巨大的德国继续传唱下去，可到了那会儿，人们仍会阅读利希滕贝格[57]，尽管只是出于对那个片段的崇敬，其中，作者称，他坚信，若是没有他的作品，“在2773年的德国，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人们谈论的将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与我上次走进这间屋子时不同，这回，周围一个人没有。屋里只我一个，因为为时尚早，早到令我意识到，我有足够长的时间可以支配，想必能比上回看到更多。但很快我就有了种印象，这里的一切都还跟前一天一样，因此我很难见到什么与我已经见过的迥然相异的东西。可即便如此，我还是重新探索起了房间内部，万一有啥秘密机关呢，跟这会吐纸卷的小打印机似的。我拉开房里唯一那件家具的抽屉，找到几张黄金铰链（被摆摆样子的电子报警系统保护着的那些）的照片，再就没什么了。在先锋的最后一季里，任何对惊喜与新奇的期待都属一厢情愿。
我正要出去，忽道，是不是该透过屋子正面绿门上的锁孔往外瞧瞧；我也不清楚自己想要瞧见些什么。也许巴斯蒂安·施耐德在那儿布置了某种与杜尚的最后之作《借鉴》（他花了二十年才将它完成）相似的东西呢——若有谁把眼睛凑到卡达克斯那扇旧门上的孔洞前，便能看见那个诡秘的场景：一位女子躺在一张用树枝搭成的床上，两腿张开，性器异位且大敞着，左手则托着盏煤气灯。
我抱着“说不定能见到什么类似之物”的心态将一只眼睛贴上了“先锋的最后一季”的绿门上的锁孔，然而，除了黑暗还是黑暗。我又试了一次，啥都没有。再试了一次，漆黑一片。我转过身来，却见一位与我年纪相仿，身材不高却风韵犹存的女士正冲我微笑着，模样仿佛是莉迪亚·戴维斯与我阿姨安东尼娅的奇妙的结合体。她是美国人，却也不会因此就成了作家莉迪亚·戴维斯，这点我无论如何都可以确定，她真不是戴维斯，因为我和后者在布鲁塞尔一起共进过晚餐。显然，她也不是我的安东尼娅阿姨，因为她的确是从美国来的，尽管也在萨拉戈萨、赫罗纳和贝古尔待过一阵，所以说得一口掺着加泰罗尼亚语词汇的西班牙语。我这窥视癖可让她笑掉大牙了，她道。我们聊了一会儿。她很快表示，她同样对世间万物充满着好奇，只是——她说——没到我这程度。她又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中世纪兵器，但也不限于此：她还研究过希伯来哲学，写过关于中国以及印度宗教领袖的文章，还曾是许多画家与作家的朋友（她提了几个名字，我一个都不认识）。
正当我与她作别之际——我要下到卡哨尔公园去继续我的清晨漫步了，从某种角度说也是在寻找（用我的话讲）其他的幸福一刻——她问道，我觉得怎样才算得上是幸福一刻。荒唐的是，我不知该如何作答。我的怡悦状态仍在不断演进，可我真不晓得怎样去解释这种感觉。于是她顺势告诉我，她有次在书上读到，一位在上海教课的英语老师曾向一名中国学生提问，让他讲讲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那学生思虑再三，终于羞红着脸、微笑着说道，他老婆有次到北京去吃了烤鸭，直到回家后还老跟他谈起那次旅行，因此可以说，他老婆吃烤鸭的那一刻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
听到这里，我愈发无语了，只觉十面埋伏。我怎么哪儿都能撞见中国呢？我明明躲着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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