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富尔达河边晃了一圈，又去逛了逛那些亲水平台；不知疲倦的德国离休人员很快就将占领此地。
我装作已经退休的样子，并携这种气质走进一家富尔达河景酒吧。点唱机里播放着谢布·马米[58]的《北边的巴黎人》——从法国郊区[59]发出的一声阿拉伯的怒吼。没过多久我便发觉，这台点唱机属于苏珊·席勒的文献展展品“思想是自由的”（DieGedankensindfrei），一百天展期中播放的一百首流行歌曲一同构成了这个作品。
五台唱机被放置在了卡塞尔的五家酒吧中，我走进的这家就是其中之一。出去时，我愉快得很：我蓦然在河上升起的薄雾里听到了年轻的声音。那是刚从有轨电车上下来的一群阿拉伯姑娘。从她们讲西班牙语时的口音来看，我猜她们隶属于橘园宫旁、卡哨尔公园草坪上的那顶撒哈拉大帐。
我凑上去问了问，果不其然。她们的目的地是“撒哈拉烹饪艺术”（TheArtofSahrawiCooking），我曾听皮姆谈起过那顶帐篷。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是由纽约人罗宾·卡恩与一个合作社（后来到酒店我查了，它叫“撒哈拉妇女联盟”，是从西撒哈拉的难民营里诞生的一个组织）共同实现的一件作品。
据皮姆称，在那儿，她们会奉上小杯茶水，而访客们会坐在垫子上，时刻保持一种低声交流的气氛。这顶帐篷既是研究室，也是资料室，关注的是西撒哈拉、被占领土的历史、难民营，以及矗立在摩洛哥南界上的那道耻辱之墙——惊人的是，欧洲人并不知道这个。
我沿富尔达河走了好一阵子。我的手机已经不知多少小时没有一个来电。在卡塞尔，似乎谁都不记得我，谁都不记得这天下午还有我的讲座。波士顿、艾达·艾拉、皮姆……她们怕是都忘了有我这人了吧。这里的雾让我想起了我书中的场景，它们或开始或终结于迷雾之地、鬼魅的曼德雷。这一切都源自我的少年时期；只要哪部影片的开篇中出现了一个神秘而忧郁的家伙，且他行走在一条于雾中伸展、只为通往某个被厄运笼罩的酒吧的荒凉的公路上，那这一情境将自始（至终）让我把眼睛瞪得跟盘子那么大，因为我对这东西实在是太感兴趣了。
富尔达河上氲起的雾气里似有某种能让怪奇故事随时萌生的因子。可要说最为怪奇的事物，我还带在身上，那就是我无懈可击的完美心情。我疲惫地迈着步，时而落脚在睡梦边缘，但我同时也无比激奋，对路遇的一切充满欣赏。
我溜达了好久——可算没转向，得亏有这条河——只觉我肉体上的困顿已成了个绝对事实。就在此刻，我如天意般地想起，我曾决定在我被迫再次坐到那张中国桌后写作时扮成文献展的又一个装置，即我要装睡，我要模仿我的偶像、神奇的贝尼诺的风格：这位那不勒斯圣诞马槽中的牧人对什么事都不闻不问。
此举的目的是让我在工作时间，换言之，必须在公众面前写作的时段，也能得享清静。倘若在别人眼里，我睡得像根木头一样，这定能将可能的参观者们一一吓退：真叫一个舒心。可是，我指望谁来看我呢？根本没谁有心过来偷窥我一下，事实上，我还从没有像在被迫驻在那中餐馆时这样清静、这样乏人关注过。
桌上的一块硬纸牌上的短句会给出关于这个装置的一些线索，叫所有人相信：作家睡了，啥都没想。
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在假装陈说着对梦的信仰。人常言，是这种信仰将沉睡者送到了上帝身边，因为“什么都不思考”这件事本就像联通了支撑世界的神之梦境。
人睡着时
才更接近杜尚
我会亲手把这句句子写在那块将要放在我桌上的纸板上。
决计如此行事的同时，我将富尔达河抛于脑后，穿过公路，向“成吉思汗”餐厅走去。那一刻我有种感觉，装睡对我来说不难，我已经看见自己一沾上那张舒适的红沙发就立马昏睡过去的样子了。我走得挺开心，却有点晃荡，时而跟个僵尸似的。我连自己有没有力气写完那张纸都不敢确定；在那句话里，杜尚替代了上帝的位子。
踏上中餐馆门槛的一刹那，我犹豫了。在门口迟疑越久，感觉就越怪，我对自己说。于是我跨了进去。这回，他们连认都没认出我来，好像谁都没有注意到在那儿工作的作家的到来。也许我的外形该为如此不热情的款待负责。又或者这些天里，我就没做过几件作家该做的事。也可能自从成了比尼奥夫斯基，我的气质就发生了些微变化，大概我太累了，胡子没刮，身上还一股味儿——谁都没法从“未耕”全身而退——这才误导了他们。但事实是，我发觉，他们的态度已经不再只是冷漠了，他们根本就不记得我是那个受邀作家。
“我是比尼奥夫斯基。”我说。
这样的自我介绍当然不会使事情变得简单。
从饭店中央的环形吧台后飘来了个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中国式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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