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堆成一摞的树干中挑了根坐下，旁边就是“未耕”一角的混凝土块。我察觉到这其中肯定有些疯癫——更准确地说，是不合逻辑——的因素。可我的欢欣渐强，与卡塞尔的一切形成了奇妙的和谐。几乎没有什么事物不让我心醉，而通常这个时段我理应已被忧愁击垮。与当代艺术（抑或随便什么缔造了这般神迹的东西）的接触令我状态非凡，尽管我毫不怀疑晚间一贯的苦闷迟早会回来；世界本该如此，因为若非有忧伤时常来犯，我便什么都不是。
树林里、月光下，作为无常之地的梦境中的最后一个密谋者，我缓慢地、荒腔走板地唱起了那首歌：若要走出森林，就得走出欧洲，而若要走出欧洲，就得走出森林。我似乎发觉，到了这个时辰，没有那两条狗的在场，正处腐变中的环境（可以想见，这或许象征着我们正经历的文化腐坏）也失去了力量：夜晚比这片场域强大太多。
我用目光搜索着那座砾石小丘，我曾见一位金发德国女青年在上头将欧洲的死讯公之于众。当我自觉找到它时，我望向布满繁星的苍穹，相信只有它才能在死寂中真正地陪伴我。尽管那一刻我没能记起他的名字（布莱恩·施密特），但那位澳大利亚天文学家的观点还是浮现在我脑中。他曾与其他几位同行一起发现，在大爆炸140亿年之后的今天，宇宙正加速膨胀着，而非像通常人所认为的那样放慢了速度，这都源于一种暗能量的作用：我的精神状态亦是如此，我感觉它还在时刻提速、无忧无阻，仿若我对万事报以的好奇仍在扩张，而正因如此，正因某种可能存在的暗能量为我注入的那股力，我怎都无法合眼，大概也以此证明了我那朋友的话，夜晚的本质就是让我们睡不着。
身处这个曾于别的场合让我惧怕的地方我也全未感觉难受。我遥想着那位天文学家——他曾说，他在开拓知识的边界、闯入新的领域，也因而敢于犯错——进而扮成了他，做起了一件我想象中那位澳大利亚人会在独自面对星空时所做的事。我向自己提了个问题。当然我不是这世上第一个就此发问的人。
我不知该将这个疑问归为哪类：哲学、逻辑学、笛卡儿几何学、数学……
我问的是：一个人阐述的事物是否可以验证。
打个比方，某人看向了附近水坑旁那尊带基座的女性卧像，然后略大声地做出了如下叙述：
“那尊带底座的雕像脸上有蜜蜂。”
到这儿都还顺利，可当我研究起，我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检验我说的话，问题就来了。从其他角度瞅上一眼是不是就够了？还是说，我得亲手触到套在塑像头上的那个蜂窝，随后再摸摸那个底座？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方法？从这里就分化出了两种观点。其一称，哪怕我再努力再坚持，也没法百分百地考证某人的说辞，因为归根结底，它总会留有后门、留有某种不可控的漏洞，这就导致弄错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而另一种观念则是：“如果我永远都不能完全验证我表述的含义，我也不会乐意在说话时带上任何内涵了，这样一来，内涵也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我不知该赞成哪个；虽然晓得已经在钻牛角尖了，我还是换了个主题重新问了一遍，道：
“夜里我坐在了一根树干上。”
之后我便自问该如何确证这话。瞧一眼树干够不够？还是得亲手碰到，认定它能在冬天充当柴火什么的？于是这样又派生出了跟塘边塑像相同的两种看法。
我脑筋猛转了好一阵子，假扮着个天文学家；我不观星象，反给自己提出了这么个问题。如此不合逻辑的演出倒是很配卡塞尔这城市，这里不欢迎逻辑，因为它跟逻辑没多大关系，它要求受邀创作者们在高度疯癫的先锋范畴内辗转挪移。
我想起最后一次拜访神奇的都灵时的场景，它的包容与优雅引起了我的注意。由于萨伏伊家族留下的深远影响，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它实际是座法国城市[55]。我对其日常生活之宁谧印象深刻；它就像一位危险的创造者，酝酿着始料未及的错乱与陡然爆发的癫狂，正如1889年12月，弗里德里希·尼采走出酒店，来到切萨雷·巴蒂斯蒂街与卡洛·阿尔贝托街的交汇处，抱着匹被主人责罚的马的脖子哭了起来。那天，似从几世纪以来便分隔着理性与谵妄的界线在尼采心中崩裂了；那天，作家最终抛弃了人类、抛弃了人性——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用更简洁的话讲，尼采疯了，不过据昆德拉说，也许尼采所做的只是为笛卡儿祈求马的宽恕[56]。
被都灵所收留的大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这座城市里看到了对活力、风格和逻辑的悦纳。可他也说：“我们同样不能忽视，都灵欢迎逻辑，并藉由它为疯狂开路。”
而卡塞尔的情况，我忖度着，则有些许不同：这座城市欢迎的是不合逻辑，并藉由它为一种未知的逻辑开路。
我一连好几个小时思考着如何验证我一一做出的不同阐述。我兴高采烈地玩这个游戏玩了不知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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