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尝着我唯一的那道菜——意大利饺子——的工夫，我们神奇地滞留于对楚丝的观点的思考：艺术究其本质是思想甚于经验；也正是这点让她确信，艺术家应该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根本性的角色，诗歌亦然——假设这两者不是同一样东西的话。至于政客么，他们的层次也就配跟路面齐平吧。
也许这就是我此行最迷人的关键性的一瞬吧。遗失在过去的那种气质——我曾经拥有的与庸常艺术决裂的姿态、几乎已被我遗忘的那种聚焦事物的方式——又逐渐回到了我身上。这就像重新找到了我最希望找到的自己，重新找到了潜藏于我内心中的真实。而这种真实的构建竟是缘起于几个最初的误会，许因如此，我开始在脑中列队回顾起过往诸多错误的认识，这一来，便忆起了我曾担当多年的所谓先锋，以及我渴望超越它矫情的决裂主义而梦想成为的那种先锋。
我记得，年方二十的我——肯定有点儿想一出是一出——特爱模仿菲利普·加瑞尔，当时，这位导演刚来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电影研究中心宣传过他的地下电影。他“忧郁青年”的外表和极端的艺术态度深深吸引了我。而今再看，那会儿，在这位同代人的悲伤形象里，连我自己都没发觉，最令我心驰神往的其实是他一言一行中透出的浪漫主义；事实上，虽然当时的我毫无意识，他就是浪漫主义本身，且还是它最纯粹的、最原始的、最初的版本。就在那段时期，那场运动——德国精神的一次奥德赛——培育起了第一批先锋（尽管他们还没有聚集到这个徽标之下，因为当时“先锋”一词还只有军事上的含义）；是他们发明了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文学，也掀起了史上第一波天才崇拜（天才，指的是那些让生命自由勃发，并因创造力而不断壮大的人）——向“狂飙突进[51]的天才们”掀起的一波声势浩大的崇拜。这些家伙乍一登场便宣告了先锋艺术（要到许多年后它才能正式获得这个名字）的到来：伦茨扮演着丑角；克林格尔吞了块生马肉以吸引观众们的眼球；考夫曼坐在公爵的桌子上，袒胸露腹，顶着头乱蓬蓬的长发，举着根硕大无比的多节权杖……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加瑞尔的继承者，加瑞尔又在不知不觉中传承了考夫曼他们的衣钵。可在那会儿，如果有人向我谈起克林格尔或是考夫曼，我一定会一头雾水，除了他们的头衔（“狂飙突进的天才”），我什么都不会懂……
正当我失神于这几位德国人在那个已经相当久远的年代所做出的先锋创举，楚丝突然问道，撇去赛格尔那个黑暗而独特的作品不谈，我还在文献展里看到了些什么。所幸我及时反应了过来。当然还看了好多，我道，因为从本质上说，我是来散步的，我将自己看成了文献展中的一名散策者。说到这儿，我又告诉她，此次受邀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次同样愉快的经历，那回，是巴塞尔书展通过伊维特·桑切兹请我去——我去了——担任官方散步员。而当我走在卡塞尔时——在我心中，它越来越像一座奇景遍地的庄园了——我感觉自己和《独地》中的主角如此相似：游荡者、无所事事的闲人、有流浪情结的漫步者、不知疲倦的访客；在那座山庄里，马夏·康特雷尔将他汇集的奇珍异宝一一展示给了希望看到它们的人。
我当然还参观了许许多多作品，我说，许许多多。我在所有这些作品里都找到了向我传递着非凡独创力的想法。透过于热令人印象深刻的“未耕”，我仿佛察觉到，只有游离于系统之外、远离画廊和博物馆的艺术，才可能是真正革新的、拿得出不一样的东西的艺术。我正计划着，我道，当晚就在那儿过夜，就在那个装置里，身边是腐殖土堆和那条单腿被漆成玫红色的西班牙狗。
很自然地，一听见我当夜的安排，楚丝从她唯一那道菜里撩起了脑袋；她上下打量着我，似想看看我的疯癫是不是真的。可我一点没疯。事实上，楚丝在那次访谈中（我在网上读到的那次）所说的话犹在我耳边：文献展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展览，它不只是让人看的，更是让人经历的。此次大展中的不少场景都凸显了这一点，皮埃尔·于热奉上的惊人作品便是其中之一。
我注意到，她说，你常常是真话玩笑话一起讲的。对，我道，但你把每句都当真话来看也不会错。
话已经放出去了：是夜，我将风餐露宿，与那座头顶蜂巢的雕像为伍。我已没有退路。实际上，我说出这话的目的就是要逼自己去做。而待晚餐结束、楚丝去到另一张桌子与她的朋友们同坐的当儿（她得盼了好久了吧），我就得将我的思想小屋迁进蛰伏于大地之片隅、却直面着自由的天空的“未耕”；这便是我向郊外的郊外的艺术（假设它存在）致敬的方式。
在一个我自认诡秘的装置里过夜该是个奇特的经历，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想必会更加怪异。我见到自己幕天席地地站在那儿，追随着玫红色前腿的西班牙犬的运动，同时想到，罗伯特·瓦尔泽正是在这晚间时段坐热气球飞往了星与雪的深渊。我会害怕吗？我会看到什么？我会独自一人么？还是发现，暗夜中，有艺术郊外的郊外的世界的密谋者在那儿聚集？我会不会走出了好远，却见自己仍在原地？
楚丝不想把我今晚去和红腿小狗待上几小时的想法说成是个坏主意，她仅仅问了句，我看没看过斯科塞斯那部关于乔治·哈里森的纪录片《活在物质世界》。其中，她说，你能见到好些个思想小屋，尽管其目的是为了超觉静坐[52]。没看过，我道，可我在卡塞尔遇上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我想着她会追问的，但实际并非如此。就跟若无其事地喝干了一盅伏特加似的，楚丝忽地抛下一个问题，也许是我最不希望她问的问题，因为我真没想好该怎么回答。
“差点忘了，你在中餐馆过得怎么样？”
我不仅脸色变了，整个脸都变了。我比任何时候更像比尼奥夫斯基。
幸运的是，我正准备跟她说些什么，却见她对我的回答也没多大兴趣。事实上，她侧过身子，专心跟她邻桌的友人们交换起了手势。而当她终于转回头来，迎面撞上了我那副百分百属于比尼奥夫斯基的表情，她得是捕捉到了我的困窘，决定对我仁慈以待，因为她话锋一转向我谈起了棕榈树上的吊床、椰子落地的声响、吉诺·波利的歌和泳衣和无人海滩，咸咸的微风和爱情故事和那——她道——永远躲藏在不可战胜的夏天的中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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