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乌漆墨黑的约尔丹街向饭店的微光走去，那是整条小路唯一亮着灯的地方。在像瞎子一样确认自己已来到饭店跟前之后，我上了两级台阶（入口处有段门廊），决定从外边查看一下饭店内部。里头满满当当。正当我把脸贴到大窗上定睛细看时，惊见楚丝恰好就坐在玻璃对面。真是她。我在网上见过她的照片。所以没有《偷天情缘》了，啥都没了。楚丝·马丁内兹本人正从店里盯着我的脸，似乎在说：看啥呢？喂，还不进来？在你那破门廊上待够了没？
大概是因为一晚没睡，或者是出于那阵常在的微风的助推，也可能是由于那种错乱感——我在吃晚饭前已经吃过了晚饭——在我体内生出了比两小时前更旺盛的元气，事实是，我越来越难以自控了：那种精神力让我罕见地放肆起来，也向我心中充入了一股意想不到的勇气。
我迈进饭店，顺带跟自己玩起了个游戏，我要以中国人的身份走进这里：不能表现出“一路跋涉终于进了自家大门”的心态，而是要演出“头一回踏进这家店、脑门上写着‘上海’二字”的感觉。想见自己低头走路的样子我还真有点害怕，可我耍得挺高兴，也就放宽心了。我问候了楚丝。亲吻脸颊时，我嘟哝了几句诸如“真好真好，久仰久仰”之类的话。我立时发觉，楚丝可没把我当作中国人看，于是我偷笑起来，更显轻松了，在她对面坐下，游戏结束。可以预见的，这是个满脑子主意的女人；实话说，就像台一刻都停不下来的思维机器。她不缺幽默感，不缺魅力，不缺美貌。当然，她还无比自信。我很乐于看到这点。且我欣喜地证实，我的心境几乎不能再好，尤其是当我坐着的时候。
“听说你以前是个戏剧男高音[47]？”楚丝问道。
“哪儿听来的？”
她成功让我找不着北了。我连戏剧男高音是什么都不甚清楚。这估计是楚丝设计在必要时刻用来杀杀我威风的吧，也或者她想给我提个醒，不管我怎么抗议“成吉思汗”的事（我得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坐在那儿浪费时间）她都不会放在心上。不过最后还是啥都弄清了；她道，晓得我喜欢麦高芬，就生编了一个，问我戏剧男高音的事只是为了向我表示欢迎。她又说，要是我顺着她的意思胡诌下去，告诉她，是的，我确实当过戏剧男高音，那我们头几分钟的对话就能构成一幕教科书般的麦高芬了。
楚丝开怀大笑。
侍者递来份意餐菜单（可谓萨克森塔餐厅那份的翻版）。我一点没胃口，原因显而易见：我吃撑了。也许我就为什么那晚对吃毫无兴趣辩解得太多了，明明一句话就能开脱的，我却唠叨了一堆。楚丝几乎是为了不用听我解释为何不饿而打断了我。她指了指离我们最近的桌子——所有人齐齐地以不列颠—日耳曼式的冷峻善意和我们打了招呼——正吃着饭的这伙人都是她朋友；就我理解，我们这边一结束她就得加入他们，而在我看来，这再好不过，我就更方便早退了，回到我的“思想小屋”——待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压根儿没能专心思考过，似乎只有在外头我才能真正地思索。
开始的几分钟，我边等着我们的奶油意大利饺子——我们最终决定点上的唯一一道菜（我许久以来首个无忧的晚上眼看就要成为意大利面之夜了）——边和楚丝一同回忆起我们昨天短暂的通话。我们又一次谈起了巴塞罗那，谈起这座城市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恐慌；它的咽喉被各式各样的外界因素掐得越来越紧，尤其是那委实无能的政治阶级的平庸与腐朽。
不记得我们怎么就转到了艺术上；在楚丝看来，这不是美学或品味的问题，而是关乎知识。楚丝道，有些事物能产出知识，另一些则不。我一定在卡塞尔见过一些没什么美感、却能提供知识的东西，不是这样吗？确实，我说，对了，我还注意到，这儿少有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或商业电影导演。嗯，楚丝道，这儿没有神经科学家，倒有生物学家、哲学家和量子物理学家，也就是说，追寻知识的人，活跃在生活中那些不那么实用的领域的充满创造力的人，渴望创造新世界的人。我愿把我想成他们中的一个，这也为我增添了些许自信，从那一刻起，我对她说的每句话都将“创建新世界”奉为教义——我愈发超自然（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形容词了）的热情更是加深了这种信仰。
我们谈起如此西班牙式的窘境：无法允许没有说明信息的艺术的存在，无法接受文学作品中不对共产主义进行必要的人文主义修饰。楚丝道，西班牙的现实文学还停留在马奈之前，因此她离开了，事实上，她是看不下去了：人们以经济危机为借口，将现实主义的芦苇和泥塘[48]又搬了回来，总是那套，顽固得很，一心要去复制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
我注意到，还真难讲我俩谁更富有激情。如果说我抵达该处时整个人已经相当抖擞，楚丝的活力以及她从任何一点、任何角度都能切入艺术界的热忱又激发出了我身上更大的能量。而在这种相互激励之中——奇怪的是，与她对话时，我感觉就像这辈子一直都在跟她聊天一样——她不知怎的就抛出了一个关于世界的问题，我猜她是想知道我对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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