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起诸如“欧洲”与“死亡”这样的话题的我忽就想起了优塞福·罗特的小说《皇帝的塑像》中的一个次要人物：酒馆老板、犹太人所罗门·比尼奥夫斯基。莫斯汀伯爵深信这个简单朴实、天生聪慧的男人能给他以合理的回答，便习惯性地就各种问题征询他的意见。看呐，比尼奥夫斯基，达尔文这白痴说我们是猴子变的，且他还有理了……而所罗门·比尼奥夫斯基总能就此讲出些好玩的东西。
“你可是念过《圣经》的，所罗门。你该知道吧，那上头写着，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而非国民。是这样吧，所罗门？”
“您说得太对了，伯爵先生！”
某日，在全球沦陷的大环境下，奥匈帝国消失了，继而引发了一系列政体的垮塌，伯爵便问比尼奥夫斯基对这世界怎么看。
“先生，我已经啥啥都不想了。世界毁了。”酒馆老板答道。
世界两腿一蹬。在末日般的气氛里，像比尼奥夫斯基这样的个人又能做些什么？他对世界已不抱希望，却还保留着内心中的某种信仰。
而在我身上，这种信仰可以被归结为“艺术”二字。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很像比尼奥夫斯基：对正在崩塌的世界，我已无话可说，可我心中还有“热望”，还有那些古老的信条；那一刻，是它们让我欢庆，欢庆我至此的卡塞尔见闻，欢庆那儿的某些作品已渗入了我的情绪与人格。
正如比尼奥夫斯基一样，我也明白：世界亡了，它已支离破碎，只有那些敢于展示解体中的它的人才是在描绘真实景况。我知道世界大限将至，但艺术能创造生命，它并不像那些灾祸预言者说的那样死路一条。于是我决定更名为比尼奥夫斯基，连奥特尔也抛却了他临时的姓氏改叫比尼奥夫斯基了。他对世界不抱任何想法（世界实在令我失望），对艺术则不然。
我立马感觉称心了、如意了。陪伴我六十多年的名字终于被我甩在脑后。它真叫我厌烦，尤其是因为，它仅属于青年时代，而这个阶段已经被我拖得太长。
我连上Spotify[43]。既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字在我脑中一闪而过，我便搜索起了她导演的电影《印度之歌》的原声音乐。我随卡洛斯·德阿莱西奥谱写的旋律回到我在巴黎的岁月。奇怪的是，自从改叫比尼奥夫斯基之后，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我了。在卡塞尔待了那么久，我都从来不是我；现在我叫比尼奥夫斯基了，我终于开始做自己了。
我饶有兴趣地思索起于热的“未耕”。我已见过一次这个装置，它仿佛主张“回归到艺术的史前形态”，只是看上去如此，我一点都不确定，但不论如何它探讨的都似是学会“站在一旁”、待在“郊外的郊外”（比喻义）的必要性。和我一样，于热也被雾与烟所吸引，至少皮姆是这么说的。如果要给我不值一提的诗格找一个标志性的场景，那便是：大雾中，一位独行者在一条荒无人烟的公路上走着，烟云弥盖着他的思想。
我想到这迷雾的桥段、我的特色、我那么多故事的非凡之处，便觉一股越来越大的幸福感充满了我，也许只是因为我成了比尼奥夫斯基；这样一个称呼便将我从本名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使我能轻盈地思考起先锋可能所剩的最后一个层面——自打我改名叫比尼奥夫斯基后，我就再也不肯轻易为先锋阖上棺盖——它定与某些隐于烟云之中的事物有关，一旦云开雾散，它们便会有前途：林中密谋、郊外的郊外的艺术、逃离道德麻痹、保持小心慎重，更别提“隐形”这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了。
时至今日，我见这种直觉已扎根在我心里，我甚至敢说，一位作家越先锋，就越不能容许自己落入这样的评判，也就越该警惕别被框死在此类陈词旧调之中。
我在这篇关于我文献展经历的小说式报告开头就写下了这句话。那会儿我觉得，它跟我要讲的一切没多大关系，它就是个引子，或只是个麦高芬，可如今再看，就跟毕加索给格特鲁德·斯坦画的那幅肖像似的，最终，她变得越来越像那位画中人了，而我一路写下的这些——我的书常常是围绕路途所展开的：一位作家边走边书写着他的旅行——又将我送回到了那句句子身边，如今说起这话我更深信不疑了，因为此时的我有种直觉：要避免被视作先锋，战略之一显然就是要成为一种林中密谋，它灵活而敏捷，轻得就像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中最无形的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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