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波什尼科夫并不看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压迫和苦难，他热衷于消灭上帝、嘲笑神父，特别憎恨那些修士。
有一次，鲁布佐夫平心静气地问他：
“瞧你，雅科夫，你咋就只知道骂上帝呀？”
他恶狠狠地号叫起来：
“可是除了上帝还有啥能妨碍我呢，嗯？我信上帝差不多信了二十年，在他面前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啥都得忍，不许争辩，一切都是上帝定好了的。活得缩手缩脚。我认真读了《圣经》，才发现：天啊，都是编造出来的！确实是编出来的，尼基塔！”
然后，他挥动着一只胳膊，仿佛在扯断那条“看不见的线”，带着哭腔说道：
“看着吧，就因为这个，我就要短命了！”
我还有几个有趣的熟人，我常常跑到谢苗诺夫面包作坊去看看我的老同事，他们见到我都很高兴，喜欢听我说话。可是鲁布佐夫住在船厂区，沙波什尼科夫住在鞑靼区，在卡班河对岸很远的地方，彼此相距大约五俄里，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到我这里来也不行，因为我没地方接待客人，况且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役士兵，跟宪兵很熟；宪兵司令部的后院跟我们院子仅仅一墙之隔，那些威风八面的“蓝制服”们常常翻过篱笆墙来替汉加尔特上校买白面包，同时给自己买黑面包。还有，有人提醒我不要太“出风头”，以免引来对面包店过多的注意。
我发现我的工作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有些人不管生意好坏，大手大脚地从柜台拿钱，弄得有时连面粉钱都付不起了。杰连科夫揪着胡子，苦笑着说：
“我们要破产了。”
他自己过得也不好，红头发的娜斯佳已经身怀六甲，常常像猫一样打着响鼻，总是瞪着一双愤愤不平的绿眼睛看所有事、所有人。
她径直向安德烈·杰连科夫走过去，就像没看见他似的；而他呢，抱歉地微笑着，给她让出路来，叹着气。
有时候，他跟我抱怨：
“一切都乱套了。大家啥都在拿，不成体统。我给自己买的半打袜子，一转眼就不见了！”
这真太好笑了，还袜子呢，不过我没有笑，眼睁睁看着这么一个谦逊无私、热心公益的人受着折磨，而周围所有的人都对这项事业吊儿郎当、漠不关心，还拆他的台。杰连科夫并不指望那些他帮助过的人感恩戴德，他只是理应得到更关心、更友好的对待，而不是遭遇这样的冷遇。而且他的家庭也很快崩溃了，父亲患上了一种宗教性质的抑郁症，弟弟开始酗酒、跟姑娘们乱搞；妹妹也像变成了外人，显然，她正跟一个大学生陷入一段并不快乐的罗曼史，我常常看到她哭肿了眼睛，于是憎恨起那个大学生来。
我似乎爱上了玛丽亚·杰连科娃。同时，我也爱上了我们店铺的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这是个身材粗壮、脸蛋红红的姑娘，红红的嘴唇总是带着温柔的笑意。总之，我是在爱了。我的年龄、个性和生活的迷茫、混沌都要求我跟女人有交集，这事儿与其说来太早，不如说已经晚太多了，但总比没有好。我需要女人的抚慰或者哪怕是女人朋友般的关怀，需要毫无顾忌地谈谈自己，在一团乱麻的感受中理清楚毫无头绪的思想。
我没有朋友，那些看我就像看一块“需要打磨的材料”的人，引不起我丝毫的好感，不值得对他们坦诚以待。当我跟他们讲起那些他们不会感兴趣的事时，他们总是劝我说：
“打住，别扯这些！”
古里·普列特涅夫[80]被捕了，被押往彼得堡，进了“克列斯特”监狱。第一个告诉我此事的是尼基福内奇，他一大早就在街上碰到了我。他朝我迎面走来，心事重重而且穿戴隆重，挂满了奖章，像是才从阅兵式上下来，一只手抬起来扶着警帽，一声不吭地跟我擦肩而过，然后，又站住了，冲着我的后脑勺气呼呼地说：
“古里·普列特涅夫今天深夜被捕了……”
随后摆了一下手，一边环顾四周，一边低声补了一句：
“这小子算是完蛋了。”
我觉得他那双狡黠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涅夫料到自己会被捕，他亲口跟我说起过，并叮嘱不管是我还是鲁布佐夫都不要去找他，他跟鲁布佐夫也很要好。
尼基福内奇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有些落寞地问我：
“你干吗不来看我呢？……”
晚上，我去找他，他刚刚醒来，坐在床沿喝格瓦斯，他老婆在窗户前弯腰缝裤子。
“事情是这样”，岗警开了口，一边捋着浣熊般的胸毛，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被捕了，在他家搜出一个平底锅，他用这口锅来煮涂料，印反对沙皇的传单。”
他接着往地上吐了口痰，冲着老婆怒吼：
“把裤子给我！”
“马上。”她答道，头也不抬。
“她惋惜着呢，哭着呢”，老头子说着，眼神往老婆那里示意了一下，“我也是惋惜啊。但是，谁叫这个大学生跟沙皇对着干呢？”
他开始穿衣，说道：
“我，出去一会儿……你把茶炊烧好。”
他老婆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他刚关门出去，她就立刻转过身来，朝着门伸出紧紧握着的拳头，咬牙切齿地狠狠说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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