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后，就决定让大学生们尽量少到面包店来。见不到他们，我读书时遇到搞不懂的地方，就找不到人问了，于是我就把感兴趣的问题记在本子上。但有一次，我实在太累，就趴在本子上睡着了，面包师看到了我做的笔记，叫醒我，问：
“你这是写的啥啊？‘为什么加里波第没有赶走国王……’[66]谁是加里波第？咦，难道连国王都可以赶走吗？”
他气得把笔记本一下扔到面团箱子上，钻到地坑去烘面包去了，还不住地抱怨：
“你倒是讲讲，他凭啥赶走国王？真好笑。这些念头你都该戒掉，书呆子！大约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就像抓老鼠似的抓了好些个你这样的书呆子，嗯。哼，就算没这些，尼基福内奇也盯上你啦，你呀，就别再赶走国王啦，这可不像赶走一只鸽子！”
他好心好意地跟我说了一通话，而我却没法随心所欲地回应他——他们禁止我跟面包师说“危险的话题”。
城里流传着一本很轰动的小书，人们读着，争论着。我请求兽医拉夫罗夫给我弄一本，可他悲观地说：
“这个啊，老弟，你就别指望啦！不过，这几天有人要在一个地方读这本书，或许，我可以带你去那里……”
圣母升天节[67]的深夜，我走在阿尔斯科耶波列旷野上，穿过黑暗的夜幕，紧紧跟着兽医拉夫罗夫的背影，他离我有五十俄丈[68]的距离。旷野里十分荒凉，空无一人，但我还是按照拉夫罗夫的嘱托：“要有备无患”，边走边吹着口哨，哼着小曲，扮成“喝醉了的作坊工人”。我头顶上，懒懒地飘过片片乌云，云缝中，月亮像一个金球似的滚动着，云影掠过大地，水洼泛着白银和钢铁般的亮光。背后，是城市轰隆隆的喧嚣。
我的带路人在神学院后面的一个果园栅栏旁停了下来，我快步赶上他。我们悄悄爬过栅栏，穿过茂密的果园，一路碰着果树枝，大滴大滴的水珠不断落到我们身上。我们在一处房子的墙脚停下来，轻轻敲着一个紧闭着的护窗板，一个大胡子打开窗板，我看到他身后漆黑一片，听不到一点声响。
“谁？”
“从雅科夫那里来的。”
“爬进来吧。”
一片漆黑中，隐约感觉里面有不少人，不时听到衣服窸窸窣窣的声音、脚步声、轻轻的咳嗽和耳语。有人划燃了一根火柴，照亮了我的脸，我看到墙根地板上有好些黑黢黢的人影。
“都到齐了？”
“是的。”
“拉上窗帘，别让光从窗板缝透出去。”
一个义愤填膺的声音吼起来：
“是哪个聪明人把我们召集到这死屋里来的？”
“别说话！”
屋角燃起了一盏灯。屋子里很空旷，没有家具，只有两个箱子，箱子上搭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像寒鸦坐在篱笆墙上似的，坐了五个人。那盏灯也放在一个竖起的箱子上。靠墙脚的地板上坐着三个人，窗台上坐着一个长发小伙子，他有一张苍白的瘦脸。除了他和大胡子，其余人我都认识。大胡子用浑厚的男低音说他要读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意见分歧》，这本书是“前民意党人”[69]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写的。
黑暗里的地板上有人一声怒吼：
“我们早就知道啦！”
这种神秘的气氛令我既兴奋又愉快；神秘的诗，是最高级的诗。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在教堂里做早祷的信徒，不禁想起古罗马时期第一批基督徒的地下祈祷室[70]。屋子里满是浑厚的男低音，但吐词还是很清晰。
“胡——胡扯！”角落里又有人吼起来。
那边一个暗处，一个铜器神秘而模糊地闪着光，就像古罗马武士的头盔。我猜这是炉子的通风口。
屋子里嗡嗡响着低沉的嗓音，黑暗中混着一些嘈杂的激烈言辞，完全搞不清楚谁在说话，说的是什么。在我头顶窗台上，有人嘲笑着大声质问：
“我们究竟读不读啊？”
说这话的是那个长发白脸小伙子。大家一下子沉默下来，只听见朗读者的男低音。人们划燃火柴，烟卷的红光一闪一闪的，照亮了沉思的人们，他们有的眯缝起双眼，有的睁大双眼。
朗读的时间长得实在有些疲沓，我都听累了，尽管我喜欢尖锐而激烈的言辞，这类言辞常常能浅显直白地表达出具有说服力的思想。
不知咋的，朗读一下子中断了，霎时间，屋子里满是愤怒的吼声：
“叛徒！”
“铜币响叮当……”
“这是向英雄的鲜血吐唾沫。”
“这是在格涅拉洛夫[71]、乌里扬诺夫[72]被处死之后……”
从窗台上又传来小伙子的声音：
“先生们，能不能就事论事，认真地提出反对意见，不要这样谩骂、指责呢？”
我不喜欢争论，也不大听得懂他们的争论，要盯住他们那不断跳跃的思想是有些难度的，而且那些争论者显露出来的自负常常让我怒不可遏。
那个窗台上的小伙子俯下身子问我：
“您是那个面包工佩斯科夫吗？我是费多谢耶夫。我们该认识一下了。说实话，这里啥事儿也做不了，一闹起来就没个完，没啥收获。我们走吧？”
我曾经听人说起过这个费多谢耶夫[73]，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我喜欢他那神经质的苍白面容和深邃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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