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买糖果不给钱。”
“是呀，真不要脸。不但洗不干净自己的小内裤，就连买糖也不给钱。”
“小偷，小偷。”
“对就是小偷。”
看着走进教室的吴荣能，吴荣革还有杨德继，我非常疑惑他们的对话。因为我刚刚才买了糖果进来，他们就这样说，如果说不是说我的话那为何眼神老往我这个方向瞄，难道是我自己疑神疑鬼心里作用。自从我上次用石头狠狠的砸向这些人，他们就再也不敢明着说我也不敢打我了。
怀着疑惑放学了，当我路过卖糖老奶奶的摊位时，我依旧像往常一样笑着和她打招呼。可笑容刚展示了一半，另一半还没有完全舒展开来的时候，一句话打破了我美好的心情也解释了我的疑惑。
“你是来付钱的吧，中午买糖的时候你没付钱就走了。”望着老奶奶满是皱纹的脸笑得像个放久了的桔子，皱皱巴巴的还有些黑斑。我一时语塞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良久，我非常认真的对老奶奶说：“中午我是付了钱的，临走的时候我还说了句我付了钱了啊我走了。”
“你付了么，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真的付了钱了，就是三毛钱，我亲手递给您我才走的。”此时周围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我又羞又急又气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当时根本就没人看见。
貌似自己给自己是不能做证的。现在的结果如果我承认了中午没付钱的话，周围的人刚刚听了我的话就会放声出去说我偷糖吃；如果我不付的话他们也只是怀疑我没付钱，但是没有证据。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对我十分不利，无论哪一种做法都是那么的让人抬不起头来，权衡之下、自觉问心无愧，我付了就是付了，没必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潇潇洒洒的走了。反正被人鄙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时间飞快地跑着，我在后面用力地追着，追着追着我就小学毕业了。村里的女孩子一般小学毕业就不能上学了，因为传统的观念还在，大认为生女孩就是“赔钱货”。能认得几个字就成，读得在好也是要嫁人的。可能是父亲感觉到了“夜叉”对我的所做所为，也感觉到没文化的悲哀与可怕，也可能是不想让我在重复他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身为一名女子，村民眼中属于“赔钱货”的我，在父亲的坚持下，小学毕业后得以继续上学。
这时候我从家里的一本很老很老的发黄的书页看到了一句诗“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莫名奇怪地喜欢读这首诗的那种感觉。于是我把它写在了我所有能写的空白的纸上，而后又用毛笔画我睡觉那方的墙上，不用猜，我所得到的又是一阵事发后的毒打。
人生路中不断有人分分合合、聚聚散散、儿时好友各自分飞、路途不同、命运也各不相同。
炽热的火伞张开在高空中，河里的鱼沉到了水底，林间也听不见鸟儿的鸣叫声，大黄伸着长长的舌头流着不知是汗还是口水什么的喘个不休。路旁的沙土也露出胆怯的光芒。两边的树木无精打采地垂着头、懒洋洋地站在那接受着阳光的灸烤。
读初中了，我可以寄宿于学校了，我非常迫切地想要离开这个家，不想面对那比后母还后母的“夜叉”。
记得有一次偶然间曾听大人们说过，如果以后考上大学，就会到离家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读书，然后好几年才会回家一趟。那时的我不知道那离家很远很远的地方究竟是哪里？也不知道几年才会回家一趟的涵义是什么？
只是单纯的想：读书就能离开这个家不在面对“夜叉”。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暗暗地牢记在了心里。我想大概只要上了大学，“夜叉”就骂不到我了。
在“夜叉”恶毒的咒骂声中我到了街子读初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选择读书这一条路，因为种种原因，小时候玩得很要好的几个女孩子也没有全部到学校里上学。
一些儿时的同龄人也各自分散开来，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在家里帮忙做农活；有的则是开始相亲，准备嫁做人妇。正所谓如一些长辈所说“早发财，不如早生子”，虽然达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但是依然会有你娶我嫁这事发生，法律在怎么定，也没办法阻止一个地方的传统观念，不是说变就能变的。也许这就是现实版的“山高黄帝远”吧。
月丽，早熟的那个也是长得最漂亮的那一个，没考上初中，她也不想读书了，于是到她父亲打工的那个工地煮饭去了。
另外一个是梅花，这是个很懂事的女孩子，长得也很漂亮。但是因为家里有些困难，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所以就不想读了。她走的时候来找我，说她要去赚大钱去了，不想在过这种日子。我听了沉默不语不知该如何回答，好像有什么卡在了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
只有我、燕子、彩霞三人到了镇里上学。当然还有几个男生，不过庆幸的是我并没有和吴荣革他们几个分在一个班级，我在心里不由得念了声佛祖保佑、阿拉丁神保佑、耶稣保佑。
我姑姑听见我嘴里念叨着这些她难以听清的话语，在那骂我“神经病”，我笑的眼泪都掉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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