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祸，其实也就是整个明王朝的赋税问题，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灾后重建，没有及时的赈灾。
在明王朝初年时，开国皇帝朱元璋拟定天下的纳税田亩总数为八百万亩，之后的明王朝基本实行的田地纳税标准也就是以这八百万亩田地为标准。
明王朝初年之时朱元璋反贪反腐格外凶猛，一顿猛的收拾下来，几乎没人敢顶风作案去侵占老百姓的田地，田地的纳税也一直不是问题。
只不过，计划始终是赶不上变化，朱元璋再能干，为子孙想好了规章制度，却也是想不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是几何的增长。
毕竟那年头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一黑就积极参与计划生育，为人口建设添砖建瓦。
到了朱元璋的橄榄孙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一辈，人口已经翻了几翻，时代的发展，军屯被破坏，朝廷办公人员的增加，都会增加机器的负担，使得开支变得巨大。
用当初的那套田赋来供养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机器是相当吃力的。
拿前朝的银子，来养活本朝的官，老朱家得要有多少库存才行？
这也就是为何张居正要改革的原因，张居正若是不改革，大明便会提早关门歇业，宣告财政破产，万历三大征动用的银子，也大多是张居正改革时留下的库银，张居正当政时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
即使是张居正这样的猛人，也是不敢随意动了商人们的利益，否则，他的改革也推行不下去，改革后，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使得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
万历年间，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人口转成商业人口，商业占国民的经济的比重开始上升，而中后期的大明官僚大多是出身于商人士绅。
文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无法从科举中拼杀出来的，教育费，笔墨费都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寻常百姓根本负担不起，所以到了明朝后期，这些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士大夫们大多是出身于商人士绅的家庭。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入朝为官后，往往会依附原先的阶层，因此，在做出一些决策之时，无论是在利益上还是在情感上都会偏于自身的阶层。
只要一旦有人提出要向商人征收商业税，平日里那些以天下百姓为己任的治世能臣便会挥动挥动笔杆子夸大其词，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东林党人，高攀龙高兄。
他曾在《上罢商税揭》中危言耸听的表示，征收商业税后会导致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会引发一系列的恶劣反应，比如西瓜比平常贵了二倍，导致老百姓吃不起西瓜。
有人便会问卖瓜的小贩，他这西瓜瓜皮是金子做的还是瓜粒是金子做的，可能会引发一场血案……
总之，就是征收了商业税后，会使得社会不安，人人没瓜吃，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就是了，一纸奏折上道德的制高点狠狠的谴责了万历老大不知节俭，只懂得向商人征收。
在高攀龙高兄的奏折一上后，东林党人李三才二话不说就给高攀龙高兄点赞了，谴责了万历皇帝铺张浪费的行为，又表扬了高攀龙高兄体恤民间疾苦，希望皇帝能及时改正错误，不要在给百姓增加负担。
然而，平日里以道德先生谦谦君子自诩的李三才李大人并不如表明上看起来的这般爱民如子，他从来只爱银子。
他能大费口舌的将一个商业税说的世界末日一样，是有原因的，原因正是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他李三才也是家底颇丰，又是担任漕运总督，这个肥的流油的美差。
若是让朝廷征收商业税，那他这个漕运总督就少了一项捞钱的进项，漕运衙门征收的银子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多，本应该属于他的劳动果实便会到了国库或者万历老大的内库中。
那怎么行，他李三才过惯了好日子，吃喝住行一律都必须按照最好的规格，一天不花五百两银子浑身上下难受的紧，拿国家和皇帝的银子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这样的事三才兄可没少干。
不仅如此，李三才李大人，还狗胆包天，私自截留皇木，拿皇帝的材料给自己盖房子，别提多享受了。
当年万历老大想要修缮一下老化破损的宫殿都没得银子修，李三才的家里却是富丽堂皇，势甚铺张，皇家专用的木材在李三才家是处处可见，丝毫不避讳。
他家除了装修好，占地面积还大，大到在后花园工作的丫鬟和前院的门房谈恋爱都是异地恋。
来万历老大知道了此事后派人前去查看，去过李三才家里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兄弟，你真有种！”
叫万历老大省吃俭用以圣人的标准严格律己，自己却是放荡不羁大开小灶，这小日子过得美美的。
高攀龙兄虽然没有李三才兄弟这么有种，敢动皇帝老大的东西，却也为自己代言的，他上书反对征收商业税一套说辞，绝不是为了提倡节俭。
高攀龙高兄弟家是十里八乡里有名的大地主，高兄弟打从落地时起就算是衣食无忧，含着金钥匙出身，他家从祖上开始，家里就有百亩良田。
到了他爷爷这一辈，已经是更上一层楼，当官的同时一边干着第二产业，从商，他老子更不得了，是全国追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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