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民这个词意思是旅居其他国家的本国人，在华日侨指的是在中国境内生活的日本人，国际社会上通常将侨民视作平民。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确实有很多国家的侨民是以平民的身份留在中国生活的，但是这其中绝对不包括日本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便开始大规模的向中国移民，在东北他们成立了开拓团。而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为了更有力的控制中国，日本政府鼓励甚至于颁布奖励法令引导日本人赴华。
在日本政府“奖励移民”政策引导下，大批日本人怀着“一攫千金”的梦想来到中国，配合日本侵华政策，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势力一起，广泛渗透到中国的社会各个层面，在日本侵略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此中国政府也是非常的警惕，在国民政府驳斥日本首相近卫所谓“更生中国”“调整国交”时就直称，中国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会联想到日本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歹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造白面，这些日本侨民仗着有军队的撑腰，在中国境内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简直是无恶不作。
由此可见，日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所以绝不能将这些日本侨民简单的看做是平民。
此时真实的日侨并非是平民，而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
日军占领中国后，为有效进行殖民统治，在日军操纵下，各地迅速成立了由日本“顾问”控制的傀儡政权。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下，北平、天津等地的各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聘请大批日本“顾问”，协助各地的伪政权进行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业务。
这些日本人名为“顾问”，实际充任监督者和“太上皇”，成为中国伪政权的幕后实际统治者。不论大事小情，如得不到“顾问”同意不能做，一切文告无“顾问”签名盖章无效。
“顾问”成为中国日侨的一个显著职业特点，他们实际掌控中国各级政权机构，使伪政权的一切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成为日本进行殖民统治的有效工具。
同时日侨是殖民经济的掠夺者，这一点相比就更加的明显，甚至于早在20世纪初大批的日本人就以日侨的身份开始在中国活动，比如说1918年满铁成立的“华北经济调查所”，重点就是调查我国华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和资源状况，为其侵略做准备。
七七事变前，大量日侨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走私白银，每日约可运出现银十万余两。后来走私几乎遍及所有商品，人造丝、白糖、卷烟纸、火油、颜料、铁丝、自行车零件、种子、药品等等，无货不私，无私不走。
日侨的走私行为，直接减少了中国市场的货币供应量，走私商品以低价倾销，造成不公平竞争，严重扰乱中国商业秩序，是经济侵略的重要步骤。
冀东伪政府成立后，日侨在殷汝耕等一大批汉奸的支持下加紧殖民掠夺，甚至于还有日侨开设冀东银行，禁止流通法币，自行印制纸币，通过金融手段垄断经济。
中国沦陷后，日侨中诸如财阀、投机商、高利贷者、贩毒浪人、妓院老板等各色人等，以日军武力征服为后台，不遗余力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对中国的“开发”，成为日本对中国殖民经济掠夺的重要力量。
日侨控制煤、铁等战略资源，如日本在门头沟地区设立收煤所，“军管理”人白鸟吉乔，垄断价格，低价收购，再以高价卖出，控制民营煤窑经营，使众多小煤窑债台高筑，无法正常生产。他们还利用武力，直接强占或采用收买、“合办”等方式霸占中国企业。
同时日侨还是日本奴化教育的文化殖民爪牙，众所周知奴化教育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妄图以此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在中国，日本安排大量日侨以“顾问”和“教师”身份控制各级教育机关，掌握各项教育行政，“指导”并监视奴化教育的施行。
日侨通过日语这个“武器”，内可培养能指导大陆民族的纯正的日本人，外可教育青少年、教化一般民众生活，从而达到消泯中国人民民族主义精神的目的。
日侨以“顾问”“日籍教员”等身份，深入大中小学校，按照“以华治华”“思想战”的方针，宣扬日本侵略有理，粉饰日军暴行，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图谋借此麻醉广大民众，培养亲日“顺民”，实施文化殖民。
最重要的是，日侨还是日本军事侵略的“后备军”。在中国的日侨以各种方式投入所谓“大东亚圣战”，积极以财力、物力、人力协助日军作战。
比如说日军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纲要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在华的日本人应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实际行动对中国方面起模范作用，并以真挚的态度投入运动。
除此之外日侨还从经济上支持侵略战争，战争后期，日军的战略资源日益紧张，于是加紧对中国资源的掠夺。日军便要求石景山制铁所加紧生产，日生产铁平均应达到38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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