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轧过的路越来越长，有件事也变得愈发显明：走路能清醒头脑，或让它肆意驰骋，帮助人们讲出更加真诚的句子——许因它们没有经过太多组织。可时不时地，这些话里也混进了几句确属脱口而出、又听着极其复杂的，好似事先编排过，仿佛铅块跌进了铀池里。我记得，我失口讲出那句话时，我们距华美的法式宫殿橘园宫还有两百米。我说的是：我就在想，这粪场也可以是个艺术品么？不是说不行啊，且很有可能，“与艺术风马牛不相及”这点恰就是它成为艺术品的原因。皮姆不答。楚丝·马丁内兹从柏林打来的电话中断了她的沉默。我即刻意识到：这是我头一回与卡塞尔之邀的总负责人实打实地接近，要不然就是波士顿又摆了我一道，她在呼叫皮姆的同时扮成了楚丝。但很快我便发觉不是这样，电话另一头是真的楚丝。皮姆将手机递给了我。还好我没下定决心发问，她指望我在“成吉思汗”那张破旧的桌子上干出些什么。那必将是个错误，所幸我没有失言。否则的话，怕是免不了要被她骂上两句，拿诸如此类的问题质问我：她都把“中国把戏”交由我来负责了，我怎就一点主意没有，不懂得用这荒唐的使命来创造些什么呢？
今天再回想起那通电话，我发现，我是真心害怕楚丝这样对我讲：她看出来了，我没说实话，我根本不是死气沉沉的西班牙国内为数不多的先锋派之一。高兴的是，我在任何时候都没忽视那种不该轻慢的可能：楚丝的聪明是出了名的，她请我来文献展是不是要考验考验我？还是这么看比较好，免得犯下令我追悔莫及的失误：愤而冲上极端乐观的蛮荒之路，从不怀疑，她毫无逻辑地将我请去那中餐馆，为的是刺激我的创造力，换言之，她想看看，在艺术的范畴内，我会如何应付一项无意义的东方任务。
我选择这样考虑，而不是将这一切想得更为枯燥。于是我话锋一转，与楚丝谈起了巴塞罗那和独立游行。她在我的城市住过多年，对它很熟，这话题挺适合在电话里聊。我在米拉之家念过书，她告诉我，那儿有个学堂，待着还挺舒服。我吃了一惊，不是因为她说了“学堂”，而是因为，她曾在位于高迪建筑中的一所院校就读，此前我还从没听说有谁上过这么新奇的学校。同样幸运的是，我在这段交谈中也保住了审慎，扛住了诱惑，没有想当然地做出某些心理解读，就比如——她艺术策展人与艺术经纪人的天赋说不定就生自那所高迪设计的学校的四壁之间。
但问题在于，我在为不犯任何错误而紧咬嘴唇的同时，我的话少得有些过分了。她一时也没了声音。短暂而令人恐慌的一秒。一阵刻不容缓的焦灼势必颤抖着溜过了连接我们各自手机的那条无形的线。
那沉默有如火药。最后是楚丝先发了话：那好，明晚见，一起吃饭。我松了口气。我本想问她餐厅地址，但这样一来，我又将再次展现出我的不善反应和缺乏想象，只因策展团队已经邮件通知过我许多次了，于是我决计甩出个麦高芬，可又一个都想不出来，而就在此刻，我无法自控地打起了喷嚏，大大的喷嚏，一连两个。抱歉把墨水洒空气里了，我道。她笑了，而我——无论如何都得让对话在这里结束——趁机把电话交还给皮姆；她飞速接了过去，脸上仍旧挂着那抹仿佛永不会消失的假笑。
也许“空中墨点”的神来一笔已能力挽狂澜，我大可以对自己感到满意。然而我没高兴太久。当皮姆与楚丝谈论起晨之美，是的，她们聊起了这个，我危险地滑向了只有在焦虑的头脑中才会涌起的苦痛——法国人谓之“楼梯上的灵光[25]”，即太晚找到反驳之词：那一瞬你想到了回答，但却没用了，你已在走下楼梯；你理应在之前、当你还在上面的时候，觅到那句绝妙的辩驳。情况正是如此；当我复盘着我与楚丝的浅谈，逐字逐句地将它在脑中重现，我逐渐看到，我有那么多该说的没说，进而自问，周六回到巴塞罗那，我在对其他人讲述我的卡塞尔之行时是否也会这样，讲着讲着便发现，我本该在那个城市说的做的，我没说也没做……成吧，如果哪天我想写写这次旅行的事，我又思忖着，我一定得以楼梯上的灵光给它加工加工。当然了，我荣幸之至……
几分钟后，皮姆指着远处的一座小丘叫我看，它好似属于公园，实则是一处稀罕的山型花园：“白做园”（DoingNothingGarden），宋冬之作；他几乎是唯一一位——另一位是颜磊——受邀参加文献展的中国艺术家。
按照我们的行进自有的动力学原理，我们会理所当然地在抵达橘园宫前途经那座山园，但没过多久，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让我们偏转了路线，因此我也要在这里暂时开个小差，把更往后、到了那天晚上，我在思想小屋里改了名字，开始自称为比尼奥夫斯基的事提上来讲。
没错，比尼奥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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