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在行李中带上雷蒙·鲁塞尔的《独地》，一本深得我心的小说；它未能与我同行，却仿佛时刻陪伴着我，因为我几乎可以将它背诵下来。千百遍地细读着它，我总有感觉，把它牢记在心而非带着旅行，我就像拥有了一枚奇异而独特——这点确凿无疑——的护身符。我素来将鲁塞尔的这本书看作是各种散步场所的总汇：某天傍晚——它带上了些许启蒙之旅的意味——智慧的马夏·康特雷尔一一罗列起了他的产业、美丽的蒙莫朗西山庄中的瑰异与珍奇。
我有时觉得，将自己置入他人的小说也挺有意思。许因如此，当波士顿与我终于在一段短暂的步行后抵达了开阔的弗里德里希广场，我记起了《独地》第二章开头的句子：“在行程终点，我们发现了一块异常平坦、全无遮拦的广阔之地……”
事实上，与波士顿一同轧过的那段路只是之后更多跋涉的序曲，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我的卡塞尔之行变成了一篇以行走为标点的游记；其间，正如《独地》一般，我见证了如此多的罕物、如此多的奇迹。
到达大广场的同时，我们也落入了一个字面意义上“无法续行”的地点：已有大批人群聚集在空场上，等待进入欧洲最古老的公立博物馆，自1955年文献展初创以来便一直占据其核心位置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很难想象有谁参观了整个展览，却没到过这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巨型建筑（从横蛮的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不多的几座之一），这就好比一个去了德国的人不晓得有座城市叫作柏林一样。
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长的队伍。相对8月来说和畅的温度，加之距离文献展的闭幕只剩四天，卡塞尔城里拥进了一堆赶末班车的游客。队列中，我再度体验着惊恐，只觉有人在用诡秘的眼神盯着我，只差没跟我说：你终于屈尊来到了这里。我又一次感到，我可能是他们在等待的人；这想法毫无意义，却令使尽浑身解数的我都没法逃离，我进而揣测，我自信看到的一切是否蕴藏着某种真理、我穷尽一生也不一定能悟得的真理。
当然，他们也可能只是认错了。此时波士顿说道，我们有超厉害的通行证，可以不用排队。听到这话的我差点原地蹦起来。我一直觉得，此类操作——某人忽就超越了其他人——相当治愈，概因我们身后背负了太多挫折。不时来这么一下很棒，跳过一条单调的长队所带来的屈辱；它直让我们想起那条每个人都须等待其中的纵列，我们会一个一个地沿着它，或早或迟地，踏入死神的王国。
我向来对此种安排抱持着欢迎态度，因而我欣然接受，顺便想起，我爷爷给我的唯一一个宝贵建议便是：要想出人头地，就得跳过所有烦人的队伍。
当守卫们严格认真地检查着我们的通行证、遏抑着抗议加塞者的怒火，波士顿向我谈起了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的信条：通过艺术，人可以改变现实，但别去强迫它。卡罗琳打从一开始就是变革的拥护者，却从未向参展人施压，或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过多管制，这样，那些艺术家——如果有此意愿——便能自发地揭示出全新的道路。
我们过了检票口，步入传说中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一到里面，我们行走在大博物馆宏伟的底楼展厅，它们空荡荡的，像是在，波士顿语，催人省思着“盈满”与“空缺”间的关系；仅因此地是这项国际性大展一直以来的主要展馆，其中的“空白”就比在任何一处更引人瞩目。
面对这样的留白，我不禁想到了多年以前的那个周日的早上，刚刚兴建完成的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简称MACBA，带着显而易见的匆忙向公众开放；开放是开放了，却没有任何绘画或雕塑，内里空无一物。于是巴塞罗那的市民们在馆中漫步，欣赏着纯白的墙面、坚固的架构，以及种种建筑细节，为亲手纳税捐造了此处的自己而骄傲，同时自语道，艺术品不急，还可以再等等。
正当我于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中遥想起那一切，纪念着巴塞罗那的那段幸福岁月，波士顿见我木然走在那回旋于空空如也的展厅间的气流里、被迫竖起了衣领，便将我领去了挂在两道冷冷清清的白墙折角上的一块不起眼的小牌跟前。
我从那标牌上读到，惊惶万分地读到，那股气流是人造的，制造者名曰瑞安·甘德。天才啊，我想，竟能有人在一阵风上署名！妙极！可有一点，我也不免想到，那些当代艺术的诽谤者定会从这块牌子上找到灵感，竭其所能地挖苦一番。
波士顿向我证实，甘德确将那阵无形的微风命名为“不可见的力”（TheInvisiblePull），它似在轻推着参观者们，给他们一股柔和的能量、意外的助力。
那股轻风让我觉得十分有趣，我第一时间联想到了杜尚的香水“巴黎空气”以及他送给妹妹的结婚礼物、那本几何学概论：她必须将它置于户外，吊在厨房窗边，任凭大风将它吹动，选出那些必须解开的几何问题。杜尚料到了它的结局，便将其定名为“不幸的现成品”：最终，他的礼物果然被风刮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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