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找寻起那仅余一周寿命的第十三届大展的既往信息。让我颇感兴趣的是，我从调查所得中获知，第十三届文献展网聚的二百多名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评论家与作家呈现了海量作品，参与了各类活动——许多都是同时进行的，有些则持续数周——其演绎地或举办地不仅限于卡塞尔，还去到了，比如说，加拿大或阿富汗的数座城市，以至于任何人都不敢想象将展览阅尽。光是在卡塞尔，展品就分散在城市各处，包括卡哨尔州立公园甚至自大公园后身兴起的大片林地，也就是说，不仅涵盖了那些传统空间，更是开拓了某些从未被之前的文献展使用过的领域。
卡哨尔州立公园四围广阔，花园、小径与河道对称分布在夏宫——橘园宫前。显然，我从一份电子期刊中读到，2012年的卡塞尔再现着“至高的后现代景况：在指向我们永远无法感知或领会之物的无节制体验跟前的无限本身的意义”。念到此处，我的思想——有时也挺后现代的——聚焦在了我最近经历的几次“无节制体验”以及去囊括、把握、部分或完全理解世界的不可能性上，最终自问，卡塞尔之旅是不是我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好的机会，去接近、几乎是触摸到某种完整的实质，起码是当代艺术的完整实质，这也不算少了。但稍后我又会质疑自己为何想要包揽那么多。
接着，许是为了不被那恭迎我前去的六天吓退——它们太有可能腰佩着极端的孤寂——我告诉自己，到了卡塞尔，我最好每晚搞出个我们所谓的“思想小屋”，为此我只需记取一位多情的捷克男子对他女友所说的话（“对我来说，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莫过于和我所需的书写工具以及一盏灯一起，幽居在一间宽敞而封闭的地下室最深处”），懂得在向晚时将我的酒店客房变为一处与世隔绝且适宜思考的质朴之地。
我期待被理解。2012年9月，世道艰难，我去往卡塞尔时更显江河日下，尤其是在欧洲，经济与道德危机有加无已，人甚至觉得——我写到此处时仍无改观——世界已行至巅峰，衰落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无可挽回。而这样的大环境也不可避免地浸染着万物，氤出一派宿命论的气氛，令我将世界视作某种误入歧途、不能复得的东西，况且到了我这年纪，或许这样看待世界才好，因为一切都显得无药可医，任何试图改变它的想法都像是在将人推进漫无边际的徒劳里。
作为最简单的自卫，我决定背过身去，对这个穷途末路的世界置之不理，因而在黄昏的卡塞尔搭建冥想之所的想法才让我感觉意义非凡——绝对比这世界要有盼头得多；比方说，我可以在我的“思想小屋”中探索快乐，将它看作是近乎所有创造之核心的东西；且那小屋还能帮我集中于艺术：不管怎样，这都是个机遇，我可以不失敬畏之心地模仿那些因某种行为而让我叹服的人、懂得在适宜的时刻浸没在包蕴着独思之大的迷你空间中的人。就好比维特根斯坦，他退隐到他在挪威肖伦一处荒远偏僻的角落建造的小屋里，只为在那儿加深自己的绝望、加重他在心理与道德上的伤痛，但同时也是为了激发他的智慧，就艺术与爱的需要以及拒绝这些需要时所持的敌意展开自省。
我首先想要带去我德国小屋的那本书描写的正是艺术展露出其严肃本质——不为世人、只为艺术——时的喜悦，但我最终将它留在了巴塞罗那，转而带上了卡米洛·何塞·塞拉的《阿尔卡里亚之旅》：一次古怪的选择，因为到时我会发现，卡塞尔的尖端与现代和我同胞塞拉笔下国度之卑劣残破存在鲜明反差；不过我确实希望带上一本与我此行大相径庭的游记，而这本书恰能满足我的所有要求。
最后时刻，我将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的《浪漫主义——德国精神的一次奥德赛》[13]也装进了行李。首读以来，我总愿重温那些片段，作者阐释着尼采的世界，讲述起这位哲学家是如何产生了以下的想法：人应该不存幻想地生活，而在认识了自己的无意义的同时，又对生活抱有深深的爱。《浪漫主义》总能让我闪回到尼采的那句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成为我的信条之一：“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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