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洪武年间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现在就不行了呢？
难道是因为自己能力的问题吗，经济处于不断衰退中？
可这显然背离了事实，怎么会这样，大臣们不是都告诉自己，现在大明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洪武年间与之相比是望尘莫及，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陈瑄所暗示的呢？
陈瑄当上户部尚书不是偶然的，是一份奏折引起了朱允炆的注意，那是建文二十四年，陈瑄在户部侍郎的职位上上奏，请皇上注意到大明几十年来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收入基本不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一定的困难……。
朱允炆从那时才注意到自己所领导的帝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虽然鼓励商贾，发展海上贸易，但是国家商业税收入竟然比洪武年间只是多了一点。
沿袭朱元璋的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为了进一步的调动商贾的积极性，朱允炆进一步的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比如说：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
对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采取轻税政策，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定商税，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四百余处，使商税大大简约。
而朱允炆又利用建立的海关，统一了税收，减轻了商贾们的负担，这一切虽然鼓励了商贾，但是无疑也打击了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另一个时空纳税人的身份来衡量一个收税者的心里，国家怎么能不尴尬呢？
因为朱允炆的大包大揽，朝廷不但要维系正常的运作，而且要兼顾勇王朱棣的绝大部分军需，因为这是朱允炆的承诺，也是维护朱棣在异族大军中的威望。这部分开支已经是很大了。
作为一个仁君，朱允炆每逢灾荒之年，对于灾荒之地的救济、重建都大包大揽在朝廷身上。还是皇室队伍中的成员日益壮大……等等很多种因素，让朱允炆陷入了为难之中。
仔细的反思了自己的错误，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身为一个九五之尊的统治者，却大部分的时间用一个被统治者的思路处理事情。
而在接下来的不断了解中，朱允炆越来越感到对自己能力的怀疑。
历朝各代中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大头，也就是盐茶专卖，到了如今，政府却获利极少。
因为官营食盐根本无望截断私盐市场，因为正盐的价格毫无竞争力。在大明，私盐贩卖在一些地区已经有固定的市场，由于朝廷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象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
朱允炆却没有正确面对这个问题，缺少经济知识的他，虽然接到了很多大臣们的奏折，言明私盐对于朝廷财政的危害，但是以为有海关，而私盐问题在另一个时空的几百年后依旧没有解决，所以朱允炆索性放开了价格，来打击私盐的猖獗。
价格越低私盐的利润也越低，相对而言私盐贩子就会少了很多，而价格低的最终受益人始终是老百姓，因为大家都可以吃到便宜的食盐了。
所以朱允炆一直的思想就是降低价格和私盐竞争，努力缩小两者之间的价格差距，并一直认为自己作的不错，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柄双刃剑，虽然伤了私盐贩子的利益，但是也大大损害了官营食盐的收入。
至于茶叶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虽然在洪武年末杀了贩卖私盐的驸马都尉欧阳伦，但是现在依旧没有改善，户部拿出四川的数据就可以说明一切了，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还不包括朝廷的官方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到了近几年，每季四川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二十万贯。不可否认的是广泛存在私贩茶叶现象。其他省份的茶课也是名存实亡。
按照道理说，税收本身就低，但是偷税漏税现象却相当普遍。海关虽然成立，朱允炆又大量的启用了兼容商贾的永嘉学派为主要官员，但是朱允炆从内厂受命之后，专门查探得知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
兼容商贾不一定是懂得经营，大明的海关本来就是在朱允炆懵懵而懂的情况下建立的，再加上他身为皇帝，不能整日把精力投放在这个上面，也没有明确的昭示，因为朱允炆本身也不懂得这个。
受到陈瑄提醒，朱允炆命令内厂查探海关的工作流程以及其弊端，才知道：在海关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
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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