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陈锋将日军在冀南的无耻行为进行了控诉,同时警告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及日本陆军中将木村兵太郎,要求他们立即放人,否则的话第八战区将会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给予还击。
此事一经披露,日军华北方面军顿时成了世界各国舆论谴责的对象,日军因为此事遭到了西方各国的眼里谴责,就连日本的盟友德国也对此事十分不满,认为日军的行为有辱军人的荣誉。也许唯一称赞日军行为的恐怕只有日本本国那些已经严重法西斯化的媒体了。
日本新闻媒体将第三十二师团的行为称之为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甚至有些媒体还公开称赞木村兵太郎的果断和机智,可以在那种危机关头想到如此管用地方法,以此来保全大日本皇军。
日本军队以及媒体的无耻嘴脸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公愤,在西方国家看来,战争只是军人之间的事情,和平民没有太大的关系,也许在战争过程中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总体上军队还是很少对平民出手的,更不要说像日本这样明目张胆挟制平民要挟对手了。
更让世界各国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日本的新闻媒体,他们似乎已经摒弃了新闻媒体的社会使命,已经成了政府的舆论工具,完全不顾事实根据,随意地妄下结论以及不负责任的鼓吹,可恨之极。木村兵太郎的这种无耻行为,不管是在那个国家,放眼全球都是违背军人使命和荣誉的事情。
要是发生在其他国家,中国也好美国也罢,政府会在第一时间将其掩盖下去,以免遭到国人的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指责,国家的面子还是要的。只有在日本这个国家,才会出现如此奇葩的事情,新闻媒体竟然将木村兵太郎吹嘘成了大和民族的民族英雄,滑天下之大稽。
事实上日本出来都不曾有过真正民主的自由新闻,日本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于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的明治维新前后,诞生伊始便与党派斗争紧密相连。随着党派之间斗争日益加剧,日本政府并没有忽视媒体这一强大的宣传、鼓动力量,而是把它当作了操纵局势的“门阀”。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朝野关于“征韩”问题所引发的分歧逐渐影响到报刊,于是出现所谓“官权派”、“民权派”、“帝政派”三大报刊阵营,各种报刊多少都卷入到党派斗争中,成为各个党派的机关报或附庸。“民权派”报纸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大批民众也加入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
面对如此强大攻势,1875年,明治政府先是颁布了“新闻纸条例”,继而又制定了“诽谤法”,并制定了对记者的刑律。此后的5年内,全国有300多名记者、报人遭受罚款或拘捕的惩处,日本新闻史上出现了空前的言论恐怖时期。1883年,为了限制正当报刊的自由竞争,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条例”,征取高额保证金,迫使几十家报纸停刊。
20世纪初的“白虹贯日”笔祸事件后,为了防止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滋生与发展,日本政府提高了警惕,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至此,在经过了政府的数次强力“矫正”后,日本近代新闻事业对新闻自由的渴望被一点点扭曲和荡平。到20年代后,日本报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逐步被军国主义势力所左右,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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