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倒台了，古物陈列所就凉了。
南京政府起来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地位就起来了。
到了建国以后，革命博物馆的地位也开始无限拔高。
最终两馆合并，都要“革命”两个字打头。
这是时代的特性。
回归古物陈列所。
文物南迁以后，古物陈列所的根基已经没有了。
故宫博物院的存在，已经把它对外扩展的路径给堵死。
一旦它不能兼并故宫博物院，那么被兼并的命运肯定是无法摆脱。
因为它俩的博物馆属性完全就是一致的。
就在众人感慨之际，苏亦接下来的话，就把他们拉回现实了。
“故事听完了，咱们继续检查功课吧。”
“啊！还听不过瘾呢。”
“意犹未尽呢。”
“突然开始羡慕中文系的师姐们了。”
原因很简单，历史专业跟中文系的姑娘们都是后来者，只负责听故事就行了。
不需要做什么功课。
“好了，别耍宝了，又没让你们干嘛，只是让你们回去翻翻书而已。”
“可问题是书太多了啊。”同学们抱怨。
“5本书？哪里多了？”苏亦说。
“小师兄，天才跟庸才是有区别的，就我们这些庸才，一周翻看一本书都已经很艰难了。更不要说5本书。”
“跟小师兄你一比，我们就是废材了。”
这个时候，一路上都没有怎么说话的黎新叶忍不住问道，“都是什么书啊？”
苏亦解释，“就是建国前，一些关于博物馆学的书籍，不多，就5本，而且，内容重复比较高，翻翻就好。没有那么难，不要听他们瞎抱怨。”
黎新叶笑。
翻书不难，但想要理解里面的内容就不容易了。
专业类书籍，要是没有一定的基础，宛如天书。
这点，黎新叶肯定知道。
她之所以笑，只不过感受到苏亦的轻描淡写而已。
相比较其他方面，苏亦在专业领域的自信，她很明显得感受出来。
其实，也不用感受。
一路上，苏亦跟大家分享国立博古院的历史，分享古物陈列所跟历史博物馆两馆之间的纷争。
一些数据以及史料信手拈来，不要听苏亦说得轻描淡写，然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有深厚的积淀。
需要有极大的阅读量就不说，还要有极好的记忆力，不然，根本就做不到。
因此，大家说苏亦是天才，一点都不夸张。
天才不可怕，但是，是天才并且很努力，就很可怕了。
“难怪你能够被借调到历史博物馆讲课，你都对它们的历史那么熟悉了，不把你借调过去，都说不过去了。”
这话是方灵说的。
其他人也都认同。
显然，苏亦被借调历史博物馆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几乎都传遍了整个北大文史专业。
这是她们第一次听到苏亦讲课。
跟之前苏亦在她们面前，插科打诨，讲述诗歌完全就是两个模样。
用博闻强记，博古通今等成语来形容，一定都不为过。
于是，她们也好奇，苏亦讲述专业领域的内容会是什么样子的。
黎新叶忍不住说，“都跟我们讲一讲呗，大家挺好奇的。”
苏亦点了点头，“恩，那就讲一讲。”
其实，也不是多深奥的东西。
“自1935年到1949年间中国博物馆学的通论性专着只有5部，分别为1936年费鸿年和费畊雨编着的《博物馆学概论》、1936年陈端志编着的《博物馆学通论》、1937年陈端志编着的《博物馆》、1941年荆三林编着的《博物馆学大纲》以及1943年曾昭燏和李济编着的《博物馆》。”
讲完，苏亦问，“以前看过吗？”
不止黎新叶她们四个中文系的姑娘摇头，其实，黄莺歌她们这些历史专业的姑娘也都摇头。
博物馆学，距离大家有点远了。
苏亦说，“跟建国以后，呼吁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学科特色不一样，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学，就是照搬西方博物馆学那一套，这个时期的通论性专着可以说是对西方博物馆学的复制，以翻译介绍西方博物馆学为主。”
“有点像魏源的《海国图志》？”黎新叶问。
苏亦摇头，“不是，《海国图志》是介绍外国东西，核心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翻译跟编译，更多是拿来主义，但不要小看这些行为，因为，它本身就一种探索，任何一个行业的先驱者都值得敬佩。”
前面提及的五部着作的作者，就是民国时期，国内最早一批研究博物馆学的着名学者了。
其中，费鸿年是水产学科家，最开始就是搞动物学研究的，1934年又东渡日本，在帝国大学浅虫临海实验所研究鱼类生理学，一生即以鱼类学为专门研究方向。
一个鱼类学专家，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跑去研究博物馆学？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博物馆类型又不是只有历史博物馆，按照功能分类的话，还有自然博物馆，工业博物馆，各种各样的博物馆。
因此，他跟费畊雨编着的《博物馆学概论》该书偏重于博物馆发展史略与博物馆工作概况的介绍。主要目的是普及博物馆常识，注重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意义。
并且也于序言中说明“（本书是）以日人棚桥氏所着《诉于眼的教育机关》为蓝本”。
恰好，他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翻译编译博物馆类专着的时候，肯定会以日本学者的着作为基础。
这样的做法很常见。
此外，费耕雨先生也不是搞历史或者考古出身的，他是搞生物学的，或者说是昆虫学的，被誉为中国昆虫学先驱之一。
之所以，后世名声不显，主要是他英年早逝，36岁就去世。
“俩人都姓费，都是研究生物学的，而且，都是浙江海宁人，那他俩啥关系呢？”有同学问。
苏亦直接给出答案，“不用猜，就是兄弟俩。遗憾的是，1932年，费耕雨先生因肺病去世，年仅36岁。然而，1936年费鸿年和费畊雨编着的《博物馆学概论》才出版。甚至，是以日本人棚桥氏所着《诉于眼的教育机关》为蓝本。那么棚桥氏是谁？”
最后这个问题，大家答不出来。
前面提及费氏兄弟的时候，大家听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一个日本人了。
苏亦自问自答，“他就是棚桥源太郎！”
棚桥源太郎被誉为“日本博物馆学之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日本博物馆的发展进程。
棚桥源太郎的博物馆从业经历很丰富，几乎就是大正、昭和时代博物馆发展进程的化身。
要不研究近代中国博物馆历史，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位日本学者是干啥的。
毕竟，他也没有内藤湖南、鸟居龙藏这些日本历史学者广为人知。
然而，他的学识以及对日本博物馆界的影响，都极为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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