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哪有这样的底气自比援庵先生。
宿先生提到陈垣更多是对他的揶揄，也算是另类的告诫了。
“学生何德何能怎敢自比援庵先生。”苏亦勇于认错。
“你不敢？你要是敢了，说不定为师还高看你一眼，既然你不敢了，就老老实实，专注考古吧。”宿先生冷哼。
不过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已经缓和了不说。
苏亦多少理解，宿先生为何对他生那么大的气。
估计是恨铁不成钢，又担心他浪费自己的天赋吧。
担心他在其他史学领域上分心，而忽略了考古本身，最终本末倒置。
担心苏亦自己学的是考古，甚至还要继承他的衣钵研究佛教考古。
毕竟，苏亦他们这一届研究生是被宿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义招入北大的。
作为宿白先生的弟子，要是连佛教考古都忽略了，以后恐怕要逐出师门了。
好在宿白先生让他们到家中做客，绝对不是为了呵斥苏亦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如此，也不需要让马世昌他们仨人陪同。
他让苏亦四人过来家中做客，除了劝诫之外，更多的是传道受业解惑。
研究生的培养跟本科生的培养最终不一样，不需要想本科生那样老老实实地去课堂上课，被动的接受知识，更多是主动的去学习自己的所研究的领域。
而导师更多是指引方向。
苏亦他们这一届研究生，有四人，已经不算少。
宿白先生在培养他们的时候，就要花费更多的心思。
而且，这种还是精英式的培养，跟苏亦前世在云大读书的大班培养还不太一样。
当时，他们专业就是四十多人，经常会有大班上课，尤其是研一的时候，公开课程一大堆。
从某种意义来说跟本科生没啥两样。
当然，具体到学术导师，一届招生，最多也就是三四个人。
像中文系王瑶先生一样一年招收七个研究生的状况，基本上没有。
不过这种情况虽然夸张，但这七个研究生肯定也不全是王瑶先生全部指导，还需要配上副导师。
而且这事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中文系还有很多没法招收研究生的老师，肯定都参与指导培养，毕竟钱立群七人毕竟都是中文系的宝贝。
那么一般情况下，研究生刚入门的时候，导师应该怎么指导的啊？
当然就是列书单了。
先让学生去读书，然后写读书报告。
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应该读书呢？
考古报告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还要读大量的文献。
尤其是佛教考古，各种中外佛教典籍都要熟读。
不过在研一阶段，却并没有那么苛刻。
尤其是典籍这部分，肯定是汉文典籍为主。
这个阶段要读的书，自然自家导数列出来的书单，而且，大部分都是早些年导师翻阅过认为有启迪意义的书籍。
在这个方面，导师的作用尤为关键，能让学生少走很多歪路，而有了导师的指导，才能让学生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不然，跟学生自学有什么两样。
引领入门，然后指正错误，最后培养学生独立走上学术之路。
后世，有学者吐槽现在的学生过分听话，导师让干嘛就干嘛，没有一点自主学习探索之精神。
这种吐槽放到博士生或许合适，毕竟，如果博士生研究的方向跟导师偏离的话，或者说研究的方向更加细分不是导师关注的方向，那么反过来引领导师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硕士研究生，则没有这个能力。
除非花想多久的时间去专研自己的学术领域。
比如马世昌。
他待在敦煌十多年，要论对敦煌的了解，他肯定比宿白先生清楚。
所以在马世昌再次回到北大读研的时候，他研究的方向基本上就圈定在敦煌石窟寺考古之上。
这种情况下，宿白先生最为放心的也就是马世昌。
所以他跟马世昌开的书单跟别人的不一样，更多是鼓励他学习法文，研究一下法国汉学家的着作。
比如之前苏亦提过的伯希和，他虽然从中国西域获取大量的佛教典籍以及壁画运回巴黎，但他在东方学上取得不俗的成就，被国际上誉为杰出的东方学者。
这个时候，苏亦才知道，宿白先生不仅懂日文，原来他的法文也是相当不俗的。
难怪马世昌在敦煌的时候能够看得懂伯希和的法文版《敦煌石窟图录》。
这一点，等离开朗润园，马世昌才顺势跟苏亦提及宿白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
出了朗润园，马世昌安慰苏亦，“宿先生刚才的话，你不要介意，实际上，宿先生是担心你分心太多，在学术研究上走了弯路，才告诫你要收心，但实际上，宿先生并非反对学生涉及广泛的。”
苏亦望向马世昌，有所怀疑。
马世昌笑，“这是真话，宿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兴趣广泛，涉猎学科颇多，先后从诸多先生受教。”
许婉韵娇笑，“这点，你倒是跟宿先生挺像的，爱好繁杂，喜欢史学，文献，考古，甚至还有美术。”
姚华山也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私底下讨论的时候，觉得小师弟你最能继承宿先生全部衣钵，因为，你跟宿先生太像了！”
苏亦听到，怎么感觉这不是啥好话啊？
马世昌说，“确实如此，宿先生在北大的时候，师从多位大师，早年间，他随孙作云（雨庵）学习中国古代神话及民俗学和楚辞等，在孙雨庵先生影响下撰写了若干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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