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汉学中心会在法国巴黎。
顺带跟台下众人科普一下伯希和的中国西域探索之旅。
以及伯希和对东方学的研究以及吉美博物馆大量的敦煌经卷藏品。
听完这些，台下的学生同样气愤不已，因为，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卷走的大量经卷，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耻辱。
话题再次回到民国学者对边境的研究问题上。
“九·一八事变后，曰本关于满洲的研究兴趣大大高涨，正是在这个时候，傅斯年专门写了一部《东北史纲》。在这部书中，他却专门驳斥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论，他坚持用东北而不用满洲，认为这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很显然，不仅讨论东北或者满洲，包括讨论西藏、新疆、蒙古和朝鲜，中国和曰本学者思考立场和研究策略往往大相径庭，这无疑告诉我们，文史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不得不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
苏亦生怕台下的学生听不懂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再次解释，“傅斯年以提倡史料即史学这种现代学术的观念着称，也与日本学者一样相当关注‘虏学’即所谓‘四裔’的研究，但是在这部书中，他却专门驳斥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论’(如白鸟库吉、箭内亘、中山久太郎、矢野仁一等，尤其是反驳矢野1931年发表在《外交时报》的《满蒙藏は支那の领土に非る论》，他坚持用东北而不用满洲。”
“为什么不用满洲而用东北呢？很简单，因为满洲是曰本学者的提法，不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同样，满洲的历史不是真实存在的吗？是的，但，曰本学者却用这些史料来证明满洲非中国论，这就很荒谬。”
如果是别的大佬在场，估计苏亦就不会提傅斯年了，但邓广铭先生在，苏亦也就顺口一提。
这些都是学术争论，学术论战。
让北大的历史系新生了解一下学者之间是怎么干仗的，也没有什么不好。
“实际上，早在傅斯年之前，就有学者关注这些问题，19世纪起国内逐渐对西北史地之学、蒙古历史语言之学发生过关注，获得了丰硕成就，并且促使中国传统考据学向国际近代历史学初步转向。但是，真正对于中国周边的近代性历史地理研究，却是稍后在欧洲和日本的东洋学，即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学的刺激下，才较明显地发展起来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那个时代，一些敏感的学者们开始参与到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域外文献的译读、中亚各种宗教研究等国际性的课题中。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借重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的着作。从此，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研究了。”
“毕竟，在古代，所谓中国性首先是文化而非种族的。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诸夏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城市国家之通称，凡非农耕社会，又非城市国家，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
钱穆先生从文化的重要性来论述中国的合理性。
这是引用。
也是苏亦的过渡。
不管写论文还是演讲，都要有自己的观点。
“说到，这里，那么我也想提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语言文字、伦理风俗和政治制度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
实际上，这也不是苏亦自己的观点。
这是《宅兹中国》的原文。
“从这点就可以论述曰本学者所谓的满蒙回藏鲜之学，并不合理。这只是一些西方或者反华学者从地方性以及整体性来围攻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识相的“同一性”。”
“那么我们怎么办？总不能够任由着曰本学者去论述我们中国的历史，而不去做反击吧？”
“就是，清末民初学者不争气，那么建国以后呢？建国以后的学者，就重来没有人去论述这些历史吗?”
台下的学生都在疑惑。
就算不同提问环节，都忍不住发问。
苏亦也没有制止这种现象。
他的发言本来就不设置提问环节，这毕竟不是他的专题讲座，他只是作为一个新生代表发言而已。
演讲稿递给邓广铭先生审阅的时候，对方没有去阻止而是任由着他去讲述，这就很好证明了邓主任的态度。
这种情况下，苏亦当然可以肆意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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