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花鸟画与人物画。
明代前期，画院画家林良等人已开始探索运用水墨技法画花鸟。当时，沈周、文徵明、唐寅均创造出不同于工笔风格的花鸟画，特别是沈周的水墨花鸟画，仅用几笔草草涂抹，花鸟虫草已跃然纸上。人称这种画法为“写意花鸟画”，至明末的徐渭、陈淳写意花鸟画达到成熟。
徐渭（公元1521～1593年）字文长，一生饱经坎坷和贫困，曾坐牢七八年，出狱时已是53岁，其命运之悲惨是画家中少见的。徐渭在生命最后20年，把满腔悲愤倾泻到作品中，这是他艺术生命最活跃的时期。他写出著名戏剧《四声猿》，歌颂不屈的反抗精神；他在花鸟作品中写诗题词，抒发情感，讽刺丑恶，表达自己高尚的心灵。
徐渭的山水、人物、花鸟、虫草无不精妙，他的写意水墨花卉开创了花鸟画的新时代，对中国艺术产生深远影响。徐渭凭借深厚的书法功底，以精湛的笔墨技巧，在画纸上大刀阔斧地横涂竖抹、点染勾画，看上去好像随手涂抹几笔，实际非常严谨传神。在徐渭笔下，牡丹的富丽堂皇，菊花的花叶飞舞，蕉叶的肥厚沉重，葡萄的晶莹圆润，石榴的饱满多籽都从画面上凸显出来。徐渭的名作《墨葡萄图轴》来用泼墨之法，画面水墨淋漓，墨彩斑驳。画中并题诗一首：“半山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以此抒发其怀才不遇之感。
陈淳（公元1483～1544年）字道复，他出身于艺术家庭，拜文徵明为师，后学米芾、黄公望、王蒙。他的《罨画图》用米氏笔法点染苍山，山腰云雾飘荡，山色明暗相间，更显空远朦胧。他的花鸟能把水墨皴染与勾勒结合，线条灵动潇洒，画面秀静淡雅。他和徐渭共创大写意水墨花鸟画，世人称他们二人为“青藤白阳”。
周之冕，号少谷，创“钩花点叶”法。其作品既像传统的工笔画，又像写意水墨画，被人认为既形态逼真，又笔墨精妙。
明代中后期人物画家大都沿着唐寅、仇英的路子，描画瘦弱苍白、细眉小眼的仕女，其风格单调，流于形式，内容空洞。明末出现几位有志气的画家，创造出焕然一新的人物画，他们是陈洪绶（公元1598～1682年）和崔子忠（公元1594～1644年）。陈洪绶，号老莲。据说他4岁便能作壁画，后跟浙派名画家蓝瑛学习，蓝瑛自叹不如。陈洪绶12岁时学李公麟人物画，创造出坚硬的线条，线条转折如铁钩一样方硬。陈洪绶虽在画人物、花鸟上都很精通，但他的主要成就却在版画。他为《西厢记》、《楚辞·九歌》作插图，为一种叫“叶子”的纸牌设计人物，作品有《水浒叶子》、《博古叶子》。他画好稿本后，交给当时著名刻工在板上摹刻。
《九歌》是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诗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陈洪绶为诗中的东君（太阳神）、云中君（云神）等神作像。他在《九歌图》后附了一幅《屈子行吟图》，作品中被流放的屈原面容憔悴、愁眉不展、昂首遥望，表现出悲愤但又不屈的心情。屈原衣袍上坚硬的线条，象征着他的坚强性格，背景仅有顽石曲径，大块空白造成一种萧瑟凄凉的环境。这件成功的作品一问世，有人认为两个多世纪都无人能超过。
在《西厢记·窥简》一图中，画家描绘美丽的崔莺莺正在读情书，她沉浸在爱情中，捧着信纸的手似乎都激动得微微颤抖。图中，人物背景是四扇屏风，屏风上有飞舞的蝴蝶和成对的喜鹊，有力烘托出喜庆气氛。画的侧面俏丽、聪明的红娘从屏风后伸头偷看，其表情生动。画家用圆润流利的线条画出女性健康美丽的体态，大不同于唐寅的瘦弱、病态的仕女。
4.明末清初的绘画。
吴派与浙派的山水画发展到明末已在表面的繁荣喧闹中出现衰退，其时不少画家生活面狭窄，不深入生活，只从前辈画家那里学一点笔墨技巧；有的把不同画家的风格混杂在一起，以示创新，实际上没有学到前辈们的精髓。
在这种情况下，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高举创新旗帜，把明末的绘画推向前进。董其昌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书法修养，他仔细研究前辈大师的技巧，把不同画派的技法糅合到自己的创作中，把各派精华集于一身，创造出风格平淡却潇洒明快的风格，所以人们以“平淡”和“痛快”来形容观董画的感受。董其昌的《云山小隐图》笔墨简明，既有倪瓒的平淡，又有黄公望的朝气，山水、林木都用墨不多，不以繁密取胜，也不是一味追求粗放简率，而是以古雅秀润为根本。他画的青绿山水《昼锦堂图》构图极为平远疏朗，青山横卧，湖水明净，树色杂错，几间房宇时隐时现，景物不多不少恰到好处。董其昌把笔墨放到作画的首位，他提倡惜墨如金，不精描细画；推崇泼墨挥写，不作工笔画。董其昌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艺术成就博得众多追随者，其中有顾正谊、莫是龙、陈继儒、沈士充等人。他们互相交流彼此帮助成为一派。因董其昌是华亭人，故称为“华亭派”，又称“松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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