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雕和陶塑的功能有同有异。陶塑埋于地下，石雕多置于地上。陶塑保存墓主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保证他死后仍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得到享受，陶塑具有保存文化的作用；石雕常常代表一种政治和宗教力量，颂扬墓主人的功绩，保护墓主人的安全。因此，石雕更具有纪念意义。
据史书记载，早在秦代已在秦始皇陵前安置大型石刻神兽麒麟，汉代开始在陵墓前大规模摆放纪念性石人石兽。
汉代纪念性石雕的最高成就是霍去病墓石雕。霍去病（公元前141～前117年）是汉武帝时的一名青年军事家，他曾先后六次率兵出征，越过大沙漠反击匈奴侵扰，保卫了西汉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了西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霍去病因战功卓著而深受汉武帝器重，被封为冠军侯、骠骑将军。这位青年将领不幸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逝，年仅24岁。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汉武帝特地在自己陵墓旁边选定霍去病的墓址，并仿照祁连山的形状修建了霍去病墓。
现存的霍去病陵墓石雕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卧牛、石蛙、石鱼、野人、野猪、石蟾、母牛与小牛、人与熊等造型，这些石像全部用花岗岩雕成，散置在陵墓上，好像野兽在荒山出没，牛羊在草原上放牧，汉军和匈奴在祁连山战斗，具有一种逼真的效果。霍去病墓石雕开创了雕塑与环境相结合的先例。
石雕艺人追求一种古朴粗犷的风格，这种风格与将军率部在荒凉的沙漠与强敌浴血厮杀的事迹比较相称。为此，艺人们依据巨石的自然状态，仅在上面略加雕琢，使巨石坚硬的本质、粗糙而本真的外表不至丧失，同时艺人们用圆雕、浮雕与线刻的方法画龙点睛地突出形象的特点及其内在的生命。艺人利用一块卧石自然浑圆的形状，用圆雕的方法雕出虎嘴、虎眼和虎的后腿，用线刻的方法表现虎身上的斑纹及折褶。远远看去，卧虎如同卧石般巨大、宁静、坚硬，仿佛是陵墓的一部分；走近细看，威严的虎头、有力的虎腿、浑圆的虎腰都跃动着巨大的力量，而那双圆睁的虎眼则放射出警惕的目光，好像刚刚发现了异常情况。
卧马的雕琢痕迹更为明显。这是一匹即将起身的臣马，头部微仰，一只腿向前伸出，蹄用力着地，另一只前腿微微抬起，表现出由静到动的过程。马头稍有变形，夸张地表现出马嘴和鼻孔，短而粗的马颈和结实的马腹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汉代艺术家在动物雕刻中始终注意动与静的结合，寓动于静，表现出动物的勃勃生机。
马踏匈奴是霍去病陵墓雕刻的核心，象征性地表达陵墓组雕的政治意义和纪念意义。一匹昂然而立的战马代表着正义的力量，它已经获得胜利，把一个匈奴人踩在脚下，那个代表邪恶力量的匈奴人不但矮小，而且仅被浅的线条刻画出来，表现出作者对他的蔑视。然而匈奴人倔犟地仰面朝天，手握弓箭，如困兽犹斗，这个细节意在告诫人们切不可放松警惕。石马的马腿部分没有镂空，只是用浮雕的方法表示出来，与石块连为一体，保持着古朴浑圆的总体形象。这件作品赞颂的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丰功伟绩，但是作者没有直接表现将军的形象，这是中国纪念性雕刻的特点。
历史记载，狮子于汉武帝时期传入中国，依古印度梵文“狮子”的读音，中文音译为“辟邪”。中国早期的狮子造型既像狮又像虎，加角又添翼后变成一种神兽立于陵墓之前，以保护陵墓不受妖邪的侵扰。中国人把头上长一角的神兽叫“天鹿”，把长两角的叫“辟邪”。东汉时期，辟邪石雕大量出现在陵墓前。其中著名的石雕辟邪有河南南阳宗资墓的一对和洛阳红旗屯的一对。现存的石兽还有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前的辟邪、四川雅安县高颐墓前的一对辟邪和陕西张骞墓与李固墓前的石辟邪。
河南洛阳出土的大辟邪高122厘米，身长166厘米，身形如虎，头形如狮。它大张巨口，露出锐利的牙齿，头生双角，下巴有卷须，胁两边各长一翼，表示能飞翔。它雄健的四腿有力地行走，长长的尾巴形成第五个有力的支撑点，使雕像更稳健有力。这件辟邪昂首张口，颈部和头部的肌肉非常发达，胸部饱满，腹部收缩，显示出内在的力量，其头、颈、背直到尾部形成一条“乙”字形曲线，把神兽的柔韧和雄健用非常简洁的方法表现出来。石雕没有过多的细节修饰。作者准确地掌握了猛兽的身体结构，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对象的神勇，形象粗犷而奔放，具有一种逼人的气势。这尊既像狮又像虎的神兽是想象中的神兽，它比现实中的猛兽更威风。至此，一种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造型原则，一种重神韵的审美意识正在形成，并孕育出中国艺术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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