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我处境艰难且危险，他劝我跟他住一块儿，并劝我准备去做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一个怪异、快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大杂院，可能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熟悉这个地方。这幢摇摇欲坠的大房子位于雷布诺利亚德街，就像是那些饿昏了头的大学生，妓女和油尽灯枯、形销骨立的穷鬼们从房东那里夺过来似的。古里·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里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单人床，走廊尽头靠窗的地方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有三个房门朝着走廊，两间房住着妓女，第三间房住着一个患肺病的数学家，这是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又高又瘦，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满头满脸都是棕红色的硬毛，脏兮兮的布片勉强遮着身子；透过布片的破洞，有些发青的皮肤和根根肋骨凄惨地露出来。
他似乎只是靠着吃自己的手指甲过日子，手指头已经几乎快要被咬出血了，他白天黑夜都在画着什么、计算着什么，不断低沉地喀喀咳嗽着。妓女们怕他，把他当成疯子，不过，出于同情，时不时会在他门前悄悄放些面包、茶和糖，他就一边像一匹疲惫的马那样打着响鼻，一边把这一包包的东西捡回房间里去。要是妓女们忘了或是因为什么缘故无法给他“布施”，他就会打开房门，对着走廊扯着破嗓子大叫：
“面包！”
他眼睛深陷在黑眼眶里，闪着狂躁者自命不凡的高傲目光。偶尔会有一个驼背小怪物来拜访他，此人拖着一条瘸腿，浮肿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那张阉割派教徒[16]的黄脸上带着狡猾的微笑。他俩把房门紧闭，奇怪地一连几个钟头坐着，一言不发。只有那么一次，一个深夜，数学家一声沙哑着嗓门的怒吼把我吵醒：
“我说——就是监狱！几何学就是牢笼，嗯！就是老鼠笼子，嗯！监狱啊！”
驼背怪物尖声嘻嘻笑起来，反反复复说着什么奇怪的话，数学家猛地咆哮起来：
“见鬼！滚！”
他的这位客人滚到走廊里，一边尖声咒骂着，一边裹紧宽大的披风。身子瘦长的数学家站在门槛上，面色狰狞，把手指头往乱发里一插，嘶哑着嗓门：
“欧几里得[17]——是个傻瓜！傻——瓜……我敢保证，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他使劲把门一关，震得他房间里什么东西哐当一声掉了下来。很快，我就了解到此人打算从数学的角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个工作就死了。
古里在一家印刷厂做夜班校字工，一晚上可以挣十一戈比，要是我没及时挣到钱，我们两个一天就只能吃上四俄磅[18]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我没时间去打工——我还得学习。我正硬着头皮刻苦钻研各门学科，特别让我郁闷的是那些拘谨狭隘、僵化守旧的变态语法格式，我完全没法把生动而艰涩、俏皮而婉转的俄语嵌进去。好在很快我就明白，我学这些东西未免“太早了”。就算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资格考试，我也得不到教师职位——我的年龄太小了。
古里和我睡同一张单人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他干活儿干了一个通宵，清早回来的时候脸色更加发黑，两眼红肿，我赶忙跑到小餐馆去打开水（当然，我们那里是没有茶炊的）。然后，我们就坐在窗边，就着面包喝茶。古里跟我讲报纸上的新闻，读那个笔名“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的打趣诗，他对生活的玩世不恭让我很惊讶——我感觉他对生活的态度，跟对待那个倒卖旧女式衣裳并兼职拉皮条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是一样的。
他从这个胖婆娘那里租下楼梯下面的那个角落，可他没钱付房租，于是他就给她说笑话、拉手风琴、唱动听的歌曲；每当他用男高音唱起这些动听的歌曲，眼里就闪着讥笑的光芒。胖头胖脑的加尔金娜年轻时做过各剧团的合唱演员，能听懂歌里的意思，常常一串串的泪珠从那老不害臊的眼里流淌到她这个酒鬼和吃货的青肿脸上，她用胖乎乎的手指头擦掉脸上的泪水，然后用脏兮兮的小手绢仔细擦她的手指头。
“哎呀，小古里啊”，她一边叹气，一边说，“你可真是个好演员啊！要是你模样再俊那么一丁点儿——我就可以给你找个好差事了！我介绍了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那些孤独的女人解闷呢！”
我们头上的阁楼里就住着这么一个“小伙子”。这是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个头，胸宽背阔，股骨奇窄，看上去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面的一个角被折断了一点儿。大学生脚板小巧，跟女人脚似的。
他的脑袋也很小，缩进了肩里头，上面盖着一层马鬃般的棕红头发，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鼓起来的绿眼睛。
这个大学生不顾父亲的反对，像只丧家犬似的忍饥挨饿，想方设法，好不容易从中学毕业，考进了大学。然后，他发现自己有副能发深沉、柔和的男低音的好嗓子，就想去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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